“外围腐败”的危害性不容小觑。一方面，这很容易演化成权力腐败的载体。另一方面，会对权力进行侵蚀、腐化，进而形成“腐败一体化”。

    据媒体报道，近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原专职副局长崔海容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案例：南方某省会城市土地房产部门的一个打字员受贿400余万元。原来，需要到她那里打印材料的人太多，为了能够早点打印和递交材料，“不差钱”的房地产老板只有给她好处。

    打字员受贿400余万元，固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其折射的却是一个典型问题。虽然打字员并不掌握审批权，但由于她身处权力辐射范围，与权力沾上了边，因此拥有了间接话语权，得以从中获取额外的腐败“蛋糕”。任何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给权力寻租行为留下腐败空间。

    放纵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围绕权力这个中心，可能有各种紧密或不那么紧密甚至是“搭便车”式的腐败行为。若把与权力直接挂钩的官员腐败行为称作“原发性腐败”，把官员家属及其掮客、代理人的腐败行为称作“衍生性腐败”，那么类似打字员受贿这种腐败行为，则可称作“外围腐败”或“寄生性腐败”。

    类似打字员受贿这种“外围寻租”现象，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例如，给车辆上牌，在一些城市的车管所附近，甚至在车管所内，就能看到专门给车辆安装号牌的维修店，而且收费不低。这种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小店，生意却十分红火。说来无非是选好车牌后需当场上号牌，才能拍照、领取证件。又如，到出入境中心、市民中心等窗口办事，经常需要到指定机构拍照、复印、办卡，还美其名曰便民服务，即便有的服务不再具有强制性，与权力的关联性却是显而易见的。

    “外围腐败”的危害性不容小觑。一方面，这很容易演化成权力腐败的载体。权力腐败的一大特征是贪婪，贪腐者没有插手其中，要么是因为不知情，要么是看不上这点利益。一旦得知这其中大有文章可作，不排除会收为己有，或介入分赃过程。另一方面，为确保自身利益，外围寻租者也会极力拉拢政府部门官员，对权力进行侵蚀、腐化，进而形成“腐败一体化”。

    比如说，类似这些部门指定（或暗示指定）的打印店、摄影店、维修店，俨然已成为一种“特许经营”，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胜任”的。一旦追查下去，不排除这其中掩藏着一条腐败“流水线”。“外围腐败”具有寄生特征，无论如何难以脱离权力而独存。就此而言，“外围腐败”与权力腐败或只有一步之遥，或者就是一回事。

    不管腐败有多少表现形式，根本遏制办法仍在于强化制度约束，扎紧权力监督的篱笆。权力也须“节能减排”，该放开的权限应当放开，该取消的权限必须取消，将权力运作真正置于阳光下。一旦权力不敢任性，官员腐败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类似这种寄生于权力腐败的“外围腐败”现象，才会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