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０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为了激励全国人民英勇抗战，八路军电影团团长、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有说是《共产党与八路军》。为了使影片锦上添花，导演袁牧之特地点名要著名作曲家冼星海为该片配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１９４０年５月被秘密派往苏联。

林彪变卦归国受阻

　　到苏联之后，冼星海除了为电影配乐外，还完成了早在国内已开始创作的《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便想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当时，林彪正在苏联治病。迫于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林彪不得不中断养病回国。林彪是抗日名将和原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不仅有专机，还持有国民党政府发给他的边境通行证。冼星海一行原准备扮作林彪的随从、翻译，坐林彪的专机回国。林彪也同意了。然而就在临登飞机之前，林彪却突然变卦，拒绝了冼星海一行的请求，只答应给每个人带封家书。林彪其实是害怕国民党军队查出随行人员的真实身份，自己受到连累。就这样，冼星海发出了给在国内妻儿的最后一封家书。

　　１９４１年９月，冼星海一行离开莫斯科，先后转移到苏联的几个加盟共和国。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冬季他又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从这里取道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到阻碍，他没有方法回来，只得流浪在乌兰巴托。

　　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９日，冼星海辗转来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以“黄训”的化名取得“政治居留权”。在阿拉木图，冼星海结识了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哈萨克斯坦音乐界的朋友，这才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他又拿起了创作的笔，将许多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他还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和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交响组曲《满江红》，撰写了《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音乐》等论著。

贫病交加客死他乡

　　然而，１９４４年１月３０日冼星海抵达哈萨克斯坦的库斯坦奈州后，又处于贫病交加的境况之中。他的《我学习音乐的经过》曾有这样的记述“生活是相当艰苦，而营养比在阿拉木图更差，自己的衣服和手表等拿去市场出卖，还不够供给几个月生活。薪金实在是不多，而每天还要忧虑到粮食。膳堂的纸证虽然发给，但膳堂不发给早晚餐营养品，只有月底才能领到，即使领得也只够三四天的粮食。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困苦万分。”冼星海还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写道“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２０日患病时，不能写钢琴协奏曲，而其他宏大的计划亦无从开始。”病中的冼星海虽然体弱不堪，但从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７日开始至２月１５日，他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１９４５年初夏，在他身边的犹太族女人的陪同下，冼星海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再次回到战乱中的莫斯科。当时，中共已没有正式代表团常驻莫斯科。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就到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

　　李立三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４日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被停止了党籍，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用。他只得挤住在岳母家中。岳母家的房子也只有约３０平方米的一个大间，真是拥挤不堪。但李立三与家人商量后，仍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自己却挤在临时的地铺上。

　　经李立三多方奔波联系，一个多月后，在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下，冼星海被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由于冼星海身患严重的血癌，医院此时已是回天无力。４个多月后的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３０日，他病逝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终年４０岁。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