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广州城出现了首间由中国人开办的照相馆。随后，广东成为中国照相最先发达的地区，广东的摄影师还携着器材北上全国各地开店，天津、北京、上海的照相馆，特别是名馆，大多是广东人经营的

　　壹

　　最早照相的中国官员：

　　两广总督耆英

　　1837年，法国巴黎的舞台美术师路易·达盖尔确立了一种较为完善的摄影方法，叫“达盖尔法”。1839年8月，法国政府收购了达盖尔的发明权，并将其公布，摄影术正式诞生。

　　摄影术诞生后不久，就爆发了鸦片战争。1842年，随着广州、上海等五个地方被划为通商口岸，大批外国商人、传教士接踵而来，摄影术传入我国。

　　对于摄影传入我国的情形，广东浔州营副将福格在其《听雨丛谈》（写于19世纪40年代）中记述道：“海国有用照影，涂以药水，铺纸揭印，毛发毕具，宛然其人。其法甚妙，其制甚奇。”

　　最早接受拍照的清朝官员，是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1844年，法国海关总检察官兼摄影家埃及尔来到澳门，而耆英刚好在澳门同法国使臣拉萼尼等国官员谈判，埃及尔就为耆英拍了一张照片。

　　在澳门的意大利、英国、美国、葡萄牙等国官员听说耆英拍了“小照”（当时中国人称相片为小照），纷纷向他索取，耆英也大方相送。在随后给皇帝的奏折中，耆英报告了此事：“请奴才小照，均经绘予”。现在，这张珍贵的照片还收藏于巴黎市郊的摄影博物馆中。

　　贰

　　1862年，中国人开的

　　首家照相馆现身广州

　　早期的摄影，是一种昂贵和复杂的玩意，它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主要是通过照相馆这样的载体，职业摄影师大多是照相馆的经营者。

　　中国最早的照相馆出现在1846年的香港，是一个叫麦凯的国外摄影师开设的。到了1860年，为了牟取暴利，外国人陆续在广州和上海等地开设了照相馆，摄影进入寻常百姓家。

　　对于外国商人在广州城内开照相馆的情状，清代文人倪鸿写了一首长达百余字、名叫《观西人以镜取影歌》的长诗，对此作了详细记述。他在诗中说摄影术不需绘画，就能取得人的容貌，人们争先前往拍照，店主大发横财，以致“日获洋钱满一车”。诗中还详细描写了拍照片的过程：“……一片先用玻璃铺，涂以药水镜面敷，纳以木匣藏机枢……幻出人全躯神传……”最初的摄影，用的都是大尺寸玻璃片，上涂药水作感光剂，叫碘化银湿片。

　　1862年，广州城出现了第一间由中国人开的照相店，名为“宜昌”，店主叫张老秋。张老秋是一位广州画师，最初与画师周森峰、谢芬在香港合伙经营油画业，他们看到照相业的前途，并认为摄影和绘画有相通的一面，于是便合伙请了香港外国兵营中一个会摄影的人教授摄影技术。学成后，各投资200元置办器材，开了间照相馆。

　　几年以后，三人散伙，张老秋回到广州，在珠江南岸开设照相馆，谢芬去福州开照相馆，周森峰则仍留香港继续经营。

　　其后，广州人温棣南在大新街（今大新路）缤纶布店内附设档口经营摄影，并在卫边街（今吉祥路）设了缤纶摄影分店。1870年，南海人梁海初在广州双门底（今北京南路）开设芙蓉镜照相店。

　　随后，广州陆续有人开办照相馆，先有一位名叫黎镛的美洲华侨在十八甫开设黎镛照相馆。不久后，香港华芳回来开分店，继而有肖生园亦在河南开业。不久，在十八甫、长堤、西濠口、卫边街等旺地，又出现了荣昌堂、荣芳、阿芳、容芳、同生等照相馆，大新公司、真光公司、先施公司等也开设了照相部。

　　那时，名气最大的照相馆要算黎镛照相馆，作为美洲华侨的黎镛，资金比较雄厚，当初开办时规模不大，单间门面，楼上照相，独沽一味。由于生意颇好，加建后座，扩大了影楼，增加了影具，能照18×24寸团体相。从此，业务量扩大，成为全省之冠，顾客除市内高级大家庭之外，还有不少远道而来的四乡客。

　　其他的照相馆，因地段不同，档次和客源也各不相同。

　　长堤荣芳照相馆，由方便医院董事熊康侯主办，他以慈善家的身份出现，定价稍廉，客源以低级家庭及近郊农民和水上人为多。

　　大新公司、先施公司等百货店所附设的照相部，客源以家庭妇女、舞台艺人和花界中人为多。

　　位于十八甫南约菜栏横街的阿芳照相馆，客源则以沙面外国人为多。它设有懂外文的招待员和旋转机照相，出品佳，生意颇好，但多收西纸（币）。不少有钱的学生和机关团体也喜到此拍照。

　　肖生园由于设在河南，交通不便，顾客以河南居民为主，经常有些水上人、戏人和欢场中人光顾。

　　叁

　　拍照时要用叉子固定客人头部

　　从清末到上世纪30年代，摄影技术和拍摄方式不断变化。

　　最初的摄影没有干胶片，用的都是笨重易碎的湿片，就是在大块的玻璃片上，涂上感光药水，现涂现用，感光度很低，晒相用的是蛋纸（画纸）。照相机也很简陋，是那种由箱体、镜头、供调焦用磨砂玻璃、三脚木架等组成的木制大型镜箱。

　　1884年，干片出现了，比起湿片方便多了，但感光度依然很低。相机也变成了皮腔式，俗称“老虎机”。

　　当时，还没有灯光和其他人造光，拍照完全要靠日光，摄影室设在透明的玻璃棚内，完全靠玻璃棚顶上的日光。日光强就在顶棚上拉起白布遮挡直射光，光弱则用反光板帮助加光。

　　由于拍一张照片曝光时间常长达两三分钟，若顾客和摄影师缺少耐心，不互相配合，恐怕很难拍出令人满意的照片。

　　当时照相的情形是这样的：客人换上最好的衣服，在椅子上正襟危坐，椅子都有靠背，有的还在椅子上设一把金属叉以帮助被拍照者稳定不动，若没有东西固定，头部晃动，照片就会模糊。

　　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摄影师敲一下木板子，大喊一声，打开镜头盖，然后“一、二、三……”数下去，数到九、十，甚至二十，才大功告成。喊的时候，厉声厉气，情景吓人，第一次照相的人和小孩，常被吓得不轻。

　　到了上世纪20年代，人造光开始出现，照相馆在门口标上“日夜照相”的字样。

　　尽管用了人造光，但只是一种辅助光，由于用的还是“插光圈”（即用不同大小光圈的铜片）的办法，要求摄影师要有很好的经验才能拍好一张照片，一般均拍两张以上的底片，就是这样，头动造成底片模糊的情况，还是不少的。直到30年代，照相馆才全部改用灯光，废除玻璃棚和日光照明。

　　1929年，出现了软底片，感光度大大提高了，摄影技术有了质的提升。

　　清末及整个民国，照相馆里的所有器材几乎都是洋货，不要说相机和底片了，就连贴相片用的卡纸、修底用的铅笔，甚至拍摄的布景也是。所以，当时拍照价格不菲，上世纪20年代初，拍一张全身照要一二块大洋，到了30年代，降到一元四张，还加送一张放大，但仍属不便宜。常去拍照的人，经济条件一般较好，贫苦大众没有闲情逸致去拍照留念。1947年，广州首次发放身份证，不少人因没有照片，相片栏只好以指纹来代替。

　　肆

　　将人体照挂上相馆的橱窗

　　民国之后，一些新的照相馆陆续开张，如艳芳（1912年）和星洲兄弟（1917年）、宝光（1923年）等。上世纪20年代初，广州已有照相馆数十家，从业人员近百人，并于1919年建立了自己的同业行会———广州摄影公会。1922年，改名为广州摄影工会，同年还出版了《摄影杂志》月刊，这是我国最早的摄影期刊。

　　到了1934年，广州较大的照相馆就达33家。到广州沦陷前，广州照相业大小点档300余家，从业人员约450人。1946年，广州照相点档265家，从业者1200人。

　　随着技术的进步，照相馆的业务不断拓展，摄影师开始从室内走向室外，为市民家庭、社会团体增开业务。对城市风光、建筑、民俗风情进行拍摄，有的还拍摄纪实照片和社会新闻，向报社提供新闻照片，为广州留下了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

　　民国年间的广州照相业，是它的黄金时期，也是竞争最激烈的时期。为了争取顾客，各家照相馆绞尽脑汁，各出奇招。

　　位于惠爱路的艳芳照相馆，瞄准周边机关单位多的优势，花大本钱购进当时最先进的旋转照相机，机关生意占其大半。1926年，《广州民国日报》就报道说：“艳芳照相馆研究影相精益求精，以故近来营业情形发达，凡本市各机关或团体摄影，多由该馆承办……”

　　星洲兄弟和兆芳照相馆见状，也购进旋转照相机，与艳芳争起各大机关的客源。

　　其他一些照相馆另辟蹊径，镜光丽生照相馆以拍家庭相为号召，雅丽光以拍生活相为招徕。

　　一些照相馆还将社会名流、名伶的照片挂于门面，以显示自己的实力。“艳芳”就将为孙中山拍摄的一张大半身像，放成36寸，精心修整，厚油彩着色，悬挂于大厅，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有的照相馆还利用报纸大做广告宣传，扩大影响，有的则搞起大赠送，根据顾客的消费额，向顾客赠送不同规格的照片。

　　惠爱西路的宝光照相馆，是摄影家潘达微（同盟会会员，早年曾冒险埋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开设的，他不仅在橱窗里展出世界摄影名作，还挂出一幅放大了的裸照（以自己的女儿作模特儿），这在当时是极前卫大胆的事，轰动一时。拍裸体照在中国谁最早还说不准，但潘达微是广东第一人。

　　1928年，潘达微将摄影作品送展日本的国际摄影展，成为中国摄影作品获世界大奖第一人。

　　一时间，照相这个新兴行业风起云涌，热闹非凡，成为广州城独特一景。

　　伍

　　广州最著名的照相馆艳芳

　　民国年间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广州照相馆中经营得最成功的当属艳芳。它是清末经营银号的黄耀云等人集资开设的，先在香港中环开业，继在广州分设艳芳于惠爱中路，称作省港艳芳照相馆。

　　该店开业之初，主要拍人像和拍家庭像，后来以外拍大型团体合影成为绝活。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广州民国日报》还曾特邀“艳芳”摄影师拍摄重要的新闻照片供其使用，如《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摄影》等。

　　到上世纪20年代，艳芳已颇具规模，铺面较宽阔，两旁陈列着巨幅放大照片。照相馆柜台后有一个“通天”取光的天井，里面有水池、假石山小景，极为雅致。

　　照相室在二楼，有客厅、大型的玻璃影楼和工场。影楼背景是多幅大画，既有室内堂景，又有室外园林景。室内堂景配以地毯、高背椅、茶几、时钟、水烟筒、盆花等道具，高贵典雅。室外景则有树木、树头、湖水、宝塔、花卉、石台、石凳作为陪衬，十分别致。

　　由于艳芳布置齐备，拍出的照片质量高，在广州、港澳和海外侨胞中享有盛誉，有的顾客和华侨，儿童时代在艳芳照相，而后又扶老携幼重临艳芳，拍摄“全家福”以资留念。

　　最令“艳芳”骄傲的，是为多位名人拍照。最出名的莫过于1923年8月11日，孙中山、宋庆龄在永丰舰上与官兵的纪念合影。

　　1927年，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其间，他游览羊城风光，并照了三次相，一次在西关图明馆，一次在宝光照相馆，一次便是在艳芳照相馆。在《鲁迅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九月十一日，晴，下午蒋径三来，同往艳芳照相，并邀广平。”

　　这张经典的照片中，鲁迅先生坐于树一旁，面容放松，许广平站立其后，蒋先生站立于旁边，背景后有茂密的树木。这幅构图美观、造型别致、人物神态和谐自然的照片，后来被摆放在照相馆的橱窗里。至今，在不少关于鲁迅的书籍刊物和各地鲁迅纪念馆，都可以看到这张照片（3月12日本版曾刊登过这幅照片）。

　　李济深上个世纪20年代曾主持粤政，他也常到“艳芳”拍摄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接见有关人员的集体照，不少是艳芳摄影师拍摄的。1979年6月，对越自卫反击战胜利庆功大会在广西南宁市召开，广州军区有关部门派直升飞机将艳芳的摄影师送到现场，为许世友司令员和其他将领及战斗英雄们拍合照。

　　陆

　　中国照相业的“黄埔军校”

　　摄影术传入我国后，最早掌握这项技术的多为广东人，广东不仅成了中国照相最先发达的地区，而且许多广东摄影师携着器材，将照相馆开到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那时，天津、北京、上海等地的照相馆，特别是名馆，大多是广东人经营的，广东成为中国照相业的策源地。

　　天津早期最有名的照相馆梁时泰和恒昌，就是广东人梁时泰和王国华在光绪初创办的。

　　１８７９年美国第１８任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时在天津与李鸿章的合影，就由梁时泰拍摄。

　　1885年，醇亲王奕譞受命总理海军事务，这年4月他在天津巡阅北洋舰队，特召梁时泰对此进行拍摄。梁进泰技术熟练、且深知封建官僚的口味，他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北洋舰队官兵、建制、规模等情况，醇亲王看到照片后大为高兴，赏给梁时泰400两银子。这些照片于次年由醇亲王进呈皇帝。

　　上海早期（19世纪70年代）的一批照相名馆，如“苏三兴”、“宜昌”、“丽珠”、“宝记”等，均是广东摄影师经营的。

　　民国年间上海滩最有名的王开照相馆，亦是广东南海人王炽开创立的。1929年，广州建筑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就专门请了王开照相馆的摄影师对建筑过程作拍摄。这套图片资料现已成为广州档案馆的镇馆之宝，也成为中山纪念堂维修时最重要参考依据。

　　链接：广东人与早期摄影

　　摄影术传入中国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国内就涌现出一些专业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这批早期探索摄影术的中国人中，广东人最多，有罗森、邹伯奇、赖阿芳、罗元佑、罗以礼等，他们对摄影在国内的传播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作用。

　　罗森，广东人，1852年曾任美国摄影家布朗的助手，对日本进行了长达半年的采访摄影，是中国首位旅行摄影师。

　　邹伯奇，南海人，1844年完成了《格术补》和《摄影之器记》两篇与摄影有关的著作，还自制了照相机和其它照相用具，他使用的相机，一直保留到抗日战争的初期。

　　赖阿芳，广东人，1859年在香港皇后大道开设了一家摄影社，专照人物肖像，他的摄影技巧被公认为第一流水平，连英国著名摄影家约翰·汤姆森也曾给以高度评价。

　　广东香山人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的学生。他曾首次将摄影用于外交事务，维护了侨胞的权益。

　　1873年，秘鲁派专使来华，拟与中国签定招募华工条约。在此之前，秘鲁已有大约十万广东、福建等地的华工，受到非人待遇，中国政府早有所闻，但又无实据来回绝秘鲁，于是李鸿章就委派容闳去秘鲁调查华工的处境，以决定可否签约。容闳到秘鲁后，很快就完成了调查，将报告书及亲手拍摄的24幅图片一并寄送回国内，证实华工在秘鲁受到虐待和歧视确为事实。

　　容闳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说：“凡华工背部受笞，被烙斑斑之伤痕，令人不忍目睹者，予乃借此摄影，一一呈现于世人目中……有此确凿证据，当亦无辩护之余地”。容闳以摄影为武器，令中方在这场外交事务中取得了主动。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