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回忆录时，胡参考前些年台湾公布蒋介石写于此时的日记，认为蒋是虚伪的，是两面派。政治家从来有虚伪的一面，蒋也不例外，但毛的洞察力仍是一流的：蒋介石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路线”，搞民主没气量，行独裁没胆量；既不能以民主争取民心，又不能以独裁巩固政权，两边不到位。哪里能像共产党这样目的明确，路线坚定，聚精会神、一无所忌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储安平说的民主的多少与有无问题。所以尽管毛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去重庆谈判的，但山城之行确实收获非浅：他摸到了蒋介石的底。

“何必提社会主义”

尽管毛在五十年代中期说过，看到千百万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比三大战役的胜利还要高兴，但毛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无疑是四八、四九年。“那段时间，毛主席神采焕发，文才武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出人民大革命胜利前夕一代伟人的气魄”(P517)。

这是改天换地的时期，毛一方面挥洒自如地指挥三大战役，另一方面也在考虑革命后的社会制度。

一九四七年中央的“十二月会议”期间，针对有人提出应把社会主义前途写进会议文件的意见，毛泽东大泼冷水：“这也是急性病，人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搞了十五、六年，到一九三二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还在消灭封建，社会主义还早着呢！何必提社会主义？”他还针对不久前刘少奇主持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的“左”，提出一定要反“左”，甚至指出：“地主当作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则要区别情况。要知道，千百万地主富农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现在要改造，将来会改好的。”这是毛对地主说过的最温和的话。

一九四九年一月，毛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持续十多年时间，以后再以不流血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转变，在此期间必须一方面反右倾，反对向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又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要允许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总之，这就是稳健，不要希望太快社会主义化，否则要犯大错误。”(P545)

一言九鼎，一九四九年九月通过的《共同纲领》就没有提社会主义。

然而，仅仅四年后，毛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彻底改变了四九年的提法。一九五三年反对刘少奇、邓子恢“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就是反对周恩来等提出的“稳妥”；至于地主，从土改到文革，从来没有停止过肉体消灭。

转向如此之快，原因有两个：

第一，毛实际上对未来的社会体制并无清楚认识，之所以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十多年的时间，并非基于认真的研究，而是以苏联的进程照搬过来的。

第二，无论如何辉煌，毛此时还处在夺权阶段，言行均有所顾忌。即使在气吞山河的得意时分，他也保持着必要的谨慎。更准确地说，正因为他谨慎，所以才使他不断进步。尽管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左的做法从未停止，但在公开的原则上，毛还是相当注意分寸的。一旦掌握了全国政权，那就不同了，他完全可以自由自在推行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