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如，他妙解“和谐社会”：“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而“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又如，他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他做回忆录，已完成第一部。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女儿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史，往往伴随着争议，但党史界认为，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越辩越明”。

“两头真”现象

“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这样的遗言。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摘自《南方周末》2011.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