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聚焦:200年，永远的达尔文

进化论提出150年后，他留下的伟大遗产仍然显著影响着当今世界

今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同时也是《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一个伟大的人和一本伟大的著作上。

150年来，《物种起源》经历了种种挫折、怀疑和否定。但目前大多数科学家一致认为，进化论与相对论、量子力学等重要理论体系一起，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支柱。正如哥白尼推翻“地球中心说”一样，达尔文理论否定了人类主宰自然世界的说法。

一些学者在纪念达尔文时这样评价他: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150年后，他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仍然显著影响着当今世界。世界上的众多学术著作都由《物种起源》衍生而来。这些遗产也反映了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进化论经历了怎样的巨变。早期理论已与基因科学融为一体。

我国学者最初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与认识，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尽管我国早期对达尔文的介绍与理解不乏偏颇之处，但目前我国科学家对进化论的贡献却是可圈可点。我国从科学上对达尔文主义的接受，没有经历像西方那样的戏剧化过程，它很自然地随着现代科学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进入科学家的视野和研究实践。

“人类的思想在19世纪经历了一次变革，这次变革在今天仍然影响深远……一个人，和一本书，成为现代生物进化论的象征。”

达尔文生平

18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的施鲁斯伯里，他的父亲是位著名的医生，他的祖父则是更有名望的医生，同时也是推理进化论者。在达尔文出生之前，他的祖父就将生物进化的概念介绍给了英国读者。

达尔文在16岁时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由于无法面对重病患者的痛苦，或者另一种说法是，他不愿意解剖尸体，而最终放弃了学医。1828年他进入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在剑桥期间，他成为植物学家亨斯洛(Henslow)的门生，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831年12月，达尔文登上了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小猎犬号，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前往南美洲从事自然调查研究工作。最初他们在南美海岸调查，并多次进入南美洲西边的加拉巴哥群岛，经过太平洋到达纽西兰、澳大利亚及南非，然后又回到南美洲，直到1836年10月才回到英国。

对于达尔文来说，这段经历是他受到的“第一次真正训练，或者说思想教育”。环球旅行为达尔文提供了深入自然的机会，也让他拥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进化论思想便是由此成形的。

从小猎犬号回来后，达尔文已经是一位大有前途的地质学家。他的发现让莱尔对他肃然起敬，二人也因此开始了他们的终生友谊。

1839年，达尔文出版了描述小猎犬号航行经历和发现的《航海日志》，很快成为19世纪最为畅销的旅游书籍之一。但是从这本书中，几乎看不到进化论的思想。

同年，达尔文与他的表妹埃玛(Emma)结婚，到1841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达尔文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从此除了去伦敦拜访亲友，或因健康原因去疗养外，几乎没有离开距伦敦几英里的唐别墅(Down house)。

他一生只在三个地方生活过，4年在伦敦，5年在小猎犬号上，其余的时间都在唐别墅度过。

尽管疾病缠身，达尔文仍然一边坚持积累物种方面的资料，一边从事一种人们很少知道的物种——海洋甲壳动物藤壶的分类研究。此外，与莱尔以及植物学家胡克(Hooker)的交往，也使他的索居生活得到调剂。1844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胡克成为此文的第一位读者。到1854年，达尔文感觉时机成熟，他决定开始撰写一部关于物种起源的巨著，然而，这个计划最终也没有完成。

1858年，他收到华莱士(Wallace)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华莱士本人撰写的一篇简短的论文，这篇论文几乎涵盖了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思想。这让达尔文又尴尬又难过。在莱尔的建议下，达尔文将自己在1844年完成的论文摘要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交给了林耐学会，却没有受到重视。林耐学会的主席在作当年度的年终总结时说:“今年……没有什么重大发现。”

一方面怕自己20年的心血被别人抢了先机，另一方面，华莱士的论文更增加了达尔文的信心，达尔文开始着手撰写摘要性著作，这就是1859年底发表的《物种起源》。

从1860年到去世，达尔文撰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进一步阐述了进化论的多个主题，其中包括《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人类的由来》，以及三本关于花卉有性繁殖的书。

由于疾病和先天的羞怯，达尔文一直远离公众生活，他从未就进化论作过公开演讲，也再没有写过比《物种起源》更通俗的读物。

达尔文对科学的贡献，在他有生之年从未得到英国皇家学会的正式承认。尽管在1864年，他被授予皇家学会最高荣誉——科普利奖章，但表彰词中却明确说到，他的贡献不包括进化论。

在宗教方面，达尔文年轻时是基督教正统教徒，逐渐转变为不可知论和怀疑论者。他自己说，这种转变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以至于他从未感到过痛苦和沮丧。然而，达尔文的宗教观从未公开表达过，也正因此，在1882年4月19日因病逝世之后，赫胥黎才放弃与虚伪势力的斗争，协助将他的灵柩送往威斯敏斯特教堂，安葬在牛顿的旁边。

达尔文的竞争对手华莱士，在面对达尔文的卓越成就时，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他把自己的两本书，分别命名为《自然选择》(使用的是达尔文的术语)与《达尔文主义》。他在《自然选择》序言中，这样评价着达尔文:

我自始至终都真切地感到欣慰和满足……最终不是由我尝试去写《物种起源》。我早就权衡过自己的优势，深知自己无法胜任。……所有这些素质到达尔文身上的完美结合，使他成为当今世上最合适从事并完成这一伟大工程的人。

(本版文字均由记者洪蔚采访编写)

150年来，达尔文的“战争”

自从《物种起源》发表后，围绕着达尔文进化论的争论几乎就没有停止过。这种争议包含着科学与非科学的两个层面。

科学层面:达尔文的胜利

从科学上说，达尔文提出的由一个共同祖先进化出不同物种分支的进化理论，在较短时间内就得到了认可，但自然选择学说的命运要曲折得多，即使在科学界也是如此。实际上，人们迟迟不肯接受自然选择学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尔文在著作中并没有详细描述遗传机制，只是假设一个个微小的“胚芽”(gemmule)从各种组织中分裂出来，然后进入性器官进行复制，并传给下一代。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要有以下几个前提条件，首先要有遗传变异；其次要有个体间的生存与繁殖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是繁殖过剩或者说资源有限；最后，他强调这种进化是渐进式的。这是达尔文理论的核心思想。

后来崛起的进化论新学说，向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认为进化不是、至少不全是由自然选择为主导的。持这种观点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木村资生提出的“中性学说”。木村资生是一位较早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学者，他认为，进化可以由随机因素造成，并不是有目的的，分子水平的变异并没有好和坏之分，因而选择不起作用。当然木村的理论局限于分子水平，但分子和形态两个不同层次的进化仍存在一些不衔接的地方，仍然是当前进化生物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和难题。

更早的时候，针对渐进进化的观点，古生物学家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进化不是渐变的而是爆发式突变的。古生物领域中“间断平衡说”就是针对渐进的观点提出的。从5亿多年前寒武纪澄江生物群的化石记录看，在很短时间内，各大动物门类都出现了，因此可以认为进化是平衡一段时间后的突然爆发，之后生物的进化可能又会平衡一段时间，甚至出现大规模的绝灭。

其实达尔文自己在面对古生物化石时，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并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但是支持达尔文理论的人认为这并不矛盾，其中关键在于渐进与突变的时间尺度到底是什么，毕竟古生物化石的时间尺度跨越得太大。

目前在进化研究领域，“综合进化论”的观点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接受。这种理论综合了从达尔文开始的比较有影响有说服力的几种观点，包括承认突变的重要性、引入孟德尔遗传理论来解释遗传变异、从群体遗传学角度来定义适应性以及强调遗传漂变的进化意义等。这一学说认为，上述因素在生命进化的过程中同时存在并起作用。比如随机漂变和自然选择两种方式并不矛盾，它们因环境和群体大小等条件的变化，交替起着主导作用。

1959年，《物种起源》发表100周年之际，自然选择学说的地位似乎已不可动摇了。

非科学层面:排斥与曲解

其实，《物种起源》所引起的争斗在世俗层面上，比科学层面有着更多戏剧性和非理性的因素。早在《物种起源》发表的第二年(1860年)，达尔文的忠实捍卫者、年轻的解剖学家赫胥黎(Huxley)就曾在英国科学促进学会在牛津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与牛津主教进行了一场举世闻名的舌战。在回答大主教提出的:“到底你的祖父一方还是祖母一方是猿猴的后代呢？”的问题时，赫胥黎坚定的科学态度和信心，彻底挫败了主教的威风，为达尔文赢得了胜利。

达尔文在给赫胥黎的信中写道:“我由衷地钦佩你的勇气，我宁愿去死，也不会在这样一个会议上，来回答那位牛津主教提出的问题……”

《物种起源》发表150年来，种种非科学的因素一直伴随其间。1926年，美国曾有一名中学教师因在课堂上讲授达尔文理论，而被告上法庭。甚至到了1980年，在竞争世俗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职位——美国总统时，两位候选人都急于公开宣称，他们相信《圣经》的创始故事。直到现在，美国一些在宗教上比较保守的州还禁止在中学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种现实都提示我们，尽管达尔文当时苦苦思索而未能解决的问题，最终在基因学这门新科学中找到了答案，而进化论却没有像他早期的支持者们所坚信的那样，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这种与世俗观念的争斗、无休止的争斗，长期以来也让生物学家们苦恼不堪。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1996年，在生物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的大背景下，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不得不改变教会对达尔文主义的否定态度，他在致函教廷科学院全体会议中写道:“信仰并不反对生物进化论”；“新知识使人们承认，进化论不仅仅是一种假设”；“事实上，由于各学科的一系列发现，这一理论已被科学家普遍接受”。

尽管教廷对达尔文的接受花费了100多年的时间，而自《物种起源》问世以来，许多重大的社会道德进步观念，却都竭力从达尔文那里寻求依据。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于达尔文同时代的斯宾塞，他以“适者生存”为口号倡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由此，达尔文理论迅速在社会科学领域被“滥用”。几乎就在《物种起源》发表后不久，一些学者甚至以达尔文理论为依据，批评现代社会庇护“不适应环境”的成员，使他们免受自然选择。进化论的法则甚至曾经被解释为胜利属于最强者，它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则，它为资本家对剩余劳动力的剥削提供了理由，这种解释被赫胥黎批驳为“野蛮行径”。这种种对达尔文思想的曲解和误用，使达尔文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蒙受了“不白冤屈”。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曾批评达尔文“宣扬那些死掉的人是该死的，说那些尸体是进步的表现”。

然而，达尔文自己却始终反对把进化论用于社会学领域，直到临终时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进化论用于哲学。他在1878年评价这种做法时说:“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观念。”

与努力维护《物种起源》的科学价值一样，赫胥黎一直努力维护着达尔文主义的合理适用范围，奋力抵制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支持者的狂热。然而，赫胥黎却没能再为达尔文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甚至他自己的孙子，也倒向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人文主义道德观。

于是100多年来，从纳粹思想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流行文化，类似的曲解和误用从未停止过。

从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 达尔文前的物种观念

在19世纪的正统宗教和生物学思想中，物种概念包含着三个基本思想，其中最明显的是不可再分观念。即物种“猫”的概念中，包含所有个体的猫，而其他动物都被排斥在外，与之毫无关联。这种思想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受到人们日常经验的支持，柏拉图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也表现出对这种观念的支持:正是那些在个体猫上未能全部表现出来的猫的本质属性，才是理性思维所要思考的内容。

最终，《创世纪》教义将柏拉图哲学与普通经验结合起来，提出了上帝造物的思想。

上帝造物的思想，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万物是由上帝一次性地创造出来的，“亚当给它们起了什么名字，它们就叫什么名字”。林耐(Linnaeus)的分类学方法，沿袭了这种物种间并无关联的、不变的思想。

18世纪，随着动植物标本采集量的增加，以及对物种的系统研究分析，原本用来区分不同物种的差异变得不再成立。在开始写《自然系统》时，林耐坚信“种”作为分类单元的绝对性。但到了晚年，他也发现区分一个种和它的变种变得越来越困难，于是他在“种”之上又增加了“属”的单元，但他始终没有公开质疑“物种不变”的正统思想。

二是每个物种的设计都非常完美。这种观念在当时受到自然神学的支持。1836年达尔文随小猎犬号归来之时，一位剑桥哲学家仍然认为:“整个地球，从一极到另一极，从周边到中心，总是把雪莲放在最适合它生长的地方。”在这种表述中，他强调的不是生物的适应性，而是造物的神奇。

而这种思想在达尔文归来的60年前就曾受到怀疑论者休谟(Hume)的挑战，他在《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中写道:“我们不能因为现在的适应状况良好，就去否认以前可能存在的不理想状态。”

莱尔与拉马克

许多人认为，达尔文和他的《物种起源》受进化地质学的影响最为深刻。在登上小猎犬号时，他随身携带着当时最伟大的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当小猎犬号(Beagle)航行到南美时，他又得到了《地质学原理》的第二卷。在达尔文的自传中，他曾这样写道:“这本书从许多方面来说，都使我受益匪浅。当我考察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时，便清楚地体会到莱尔地质学研究方法的优越……”他在另一篇书信中更强烈地表达了这种影响:“我总感觉我的著作一半是受了莱尔的启发，对此我总是感激不尽……它(《地质学原理》)改变了一个人的思维模式。”

拉马克(Lamarck)是一位法国博物学家、推理进化论者，他早在1809年发表的《动物学哲学》一书，就创立了生物进化论。他在达尔文之前就注意到了环境的变化能影响动植物的习性与构造，使它们朝着有利于自身生存的方向发展。

然而，进化地质学与进化生物学，在19世纪初有着显著的区别。此时的进化地质学已经脱离了思辨哲学的范畴，进入科学范畴，也更早地成功挑战了《圣经》的创始说。凭着对自然界和特殊地质变化过程的明确认识，进化地质学家提出需要数百万年的地球发展史，才能解释地球上复杂地貌的形成过程。而根据《圣经》记载，从创世到基督诞生只有4000多年。于是在与神学旷日持久的斗争中，进化地质学家凭着无可辩驳的证据，最终获得了胜利。

而进化生物学的状况则相差很远，在达尔文之前，进化生物学基本上仍是一种理论推测，没有任何进化演变过程或机理方面的知识作为支撑，因此专业地质学家连同神职人员一起质疑它的理论基础。

尽管像莱尔这样的进化地质学家愿意接受生物进化的思想，但他却无法接受拉马克的进化理论，认为那不过是凭空臆想。由于缺乏有说服力的进化机理，莱尔这位当时最伟大的进化地质学家，对当时所有的进化生物学思想都不予以认真考虑。直到他最终被达尔文发现的进化机理所折服。

达尔文理论的诞生

在跟随小猎犬号5年的考察中，达尔文有意识地收集生物进化的证据。在加拉巴哥群岛考察时，达尔文发现每个岛屿上的陆龟及雀鸟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但又有些许的不同。他又发现加拉巴哥群岛的生物与南美洲大陆的种类非常相似。于是他开始怀疑岛上生物可能有共同的祖先，他们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千百年来适应各个岛屿不同环境的结果。同时，他开始注意挖掘古生物化石，这些化石使他确信生物的进化确实发生过。

考察经历和收集到的证据，使达尔文确信生物是可变的，但促成生物进化的动力是什么？1838年，他偶尔读了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马尔萨斯是一位神职人员，他指出:生物的数量往往以几何级数增长，会耗尽环境资源，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生存斗争，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人类社会。

尽管《人口论》是那个复杂时代的产物，充斥着完美创世的理念。但“生存斗争”的思想却提示了达尔文，成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石之一。达尔文开始意识到，当种群数量不断增长，它们所在环境的资源即将耗尽时，自然界自有办法解决资源的供需矛盾。在某个遗传多样性极为丰富的物种中，自然选择会“清除”一些优势特征较少的个体。另外，如果同一物种的两个群体长时间隔离，它们很可能发展成完全不同的物种，并且不能相互交配。

1859年11月24日，《物种起源》正式发表，达尔文进化理论诞生了。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提出了两个基本理论，第一，他认为所有的动植物都是由较早期、较原始的形式演变而来；其次，他认为生物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而来。“自然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与他的前辈理论的最大差异，它解决了进化机理中至关重要的附属问题。

接受与实践:达尔文理论在中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我国学者最初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与认识，恰恰带有浓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天演论》是我国最早介绍进化论的读物，1898年由严复用文言文翻译出版。《天演论》译自赫胥黎介绍达尔文思想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非《物种起源》的原作。

在翻译时，严复在原文中又加入了大量的注释与评论，从中不难看出他翻译此书的目的，社会学理由更多于生物学的爱好。

作为桐城派古文高手，严复的注释与评论极有煽动力，从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人们对原意的理解。在《天演论》中，严复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目前虽弱，但仍有挽救的办法，这就是通过竞争，通过努力，改变目前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他在翻译此书时，接受了斯宾塞“适者生存”的口号，又自己加上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他对进化论的认识，对当时正处在民族危急时刻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受《天演论》的感召，胡洪骍给自己改名为适，字适之，广东革命党人陈炯明也将自己的字改为竞存。

于是，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早期对达尔文理论的接受，其实是不全面的，过分侧重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

中国早期翻译《物种起源》原作的译者，不是革命者就是人文学者。从中文对“evolution”一词的翻译上看，一些人认为，也存在着误读。“进化”一词来自日译，在中文中包含了“进步”的含义，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生物的改变，一定是朝“进步”的方向而去。而达尔文自己对“进步”却抱有疑虑。其实进步的概念是达尔文之前的推理进化论的观念，达尔文对此并不赞同。他曾在笔记中写道:“说一个物种比另一个物种高级是很荒谬的……”他认同这样一种观念，即如果有适宜的环境，即使进化过程不会完全逆转，但应该是可以倒退的。他不认为所有的进化都必然朝着“进步的倾向”。而大多数中国公众对进化的理解却恰恰相反。

尽管我国早期对达尔文的介绍与理解不乏偏颇之处，但目前我国科学家对进化论的贡献却是可圈可点。我国从科学上对达尔文主义的接受，没有经历像西方那样的戏剧化过程，它很自然地随着现代科学在我国的建立与发展，进入科学家的视野和研究实践。

150年来，进化论面对的最持久、最强劲的挑战之一，就是所谓“缺失的中间环节”，在应对这种挑战上，古生物学的贡献是最大的。早在1861年，德国发现的始祖鸟化石，就为刚刚发表两年的《物种起源》提供了一个从恐龙到鸟的“中间环节”。近些年来，我国古生物学家发现的带羽毛的恐龙、早期的羽毛、最早的龟类化石等等将所谓进化的缺环“越填越细”。特别是带毛的恐龙，为被达尔文称为“讨厌之谜”的羽毛起源问题不断地提供了新的证据和“中间环节”。

然而，从整个生物进化理论的研究看，一些生物学家认为，目前国内与国外在进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均有一定差异，国外进化学者的队伍比我们要壮大得多，除了一些具有传统意义的长期研究外，还有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浩大工程。这些工程往往要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而目前中国学者所作的研究，相对显得微观、局部，周期较短，因而大多不会涉及较大的进化命题。

因此，有人提出，如果在将来，世界上还会出现一个“达尔文”，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中国科学家一定不在候选人名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