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题材其实并不少见，套中人、隐形人、地下党、逃离者、梦中人等都是不同意义上的隐匿，有人隐而不匿，有人匿而不隐，说到底，都是一种相对关系的变化，文艺一些就是“卡夫卡式的消失”，或者“K一样的消失”。萨特告诉我们，世界是荒唐的，存在即被存在。可是我要问的是：谁让我们不存在？胡学文的小说《隐匿者》（原载《十月》2011年4月，《小说月报》2011年第9期选载）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生动，讲述三叔开着三轮车在皮城建材市场拉货，返程时有人搭车。途中三叔把车停在路边，到不远处小便，一辆大车把三叔的小三轮撞翻，车上搭载的那个人给撞死了。警察办案时，三叔谎称死的是自己的侄子范秋，由此得到赔偿金20万。为了万无一失地得到从天而降的一大笔钱，在三叔的安排下，范秋“死了”，他的骨灰带到老家埋藏，从此，他在皮城成为隐形人，最终引发一系列令人纠心的故事：为防止妻子白荷再婚，两口子躲到了皮城；女儿也改口叫叔叔；偶然察觉真相的老乡赵青是个小市侩，屡次以不同借口向范秋“借钱”，不断勒索，范秋屡次搬家无法摆脱，巨大的精神压力之下，范秋开始寻找无名死者的真实身份；最终忍无可忍，范秋将赵青一顿暴打，后三番五次地找赵青无事生非；赵青对一反常态的范秋感到畏惧，归还借款并不断举家搬迁逃避。范秋不断追寻失踪者的消息；在路上遇到疯子拿刀砍人，他“置生死于度外”，勇敢地将疯子制服，却不能站出来领取见义勇为奖；冒充失踪者孙智去安慰他的母亲；冒充杨苗失踪的丈夫去安慰她的公公婆婆；以为找到死者的真实身份，想要归还那20万块钱时，却发现最终杨苗的丈夫已经回来。

    毫无疑问，车祸让那个瘦长的遇难者不存在了；20万块钱的赔偿金让“我”不存在了；叔叔的称呼让女儿的爸爸不存在了；三叔的儿子不存在了；妻子的老公不存在了；“我”近似疯狂的暴力还击让赵青不存在了；见义勇为的英雄不存在了；骗子让杨苗的老公不存在了；“我”对真相的主动寻找让无数正在寻找的隐匿者不存在了……大家认真想想，第一人称的使用，连作者都不存在了。

    范秋没有一日不想存在，但卷入社会，卷入这场由一桩车祸而引起的，“我”被失去与主动寻找的游戏中，哪怕是仅有的几个人如赵青、三叔、白荷、杨苗等的底层社会，都不是自由等身。正如小说中讲到的，许许多多人——隐蔽的人——无时不刻从黑暗中的罅隙中想蹦出来。这就产生了一个类似于诘问的问题：一个人不存在了，世界怎么办？胡学文在小说在末尾让杨苗的老公重现，我想小说至此，没有什么内在逻辑可言，全凭作者的表达自由。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意外的结局拥有无数多个阐释，然而，我认为这是让范秋在内心深处找到自己的可能匐然毁灭。他一次又一次寻找自己“存在”让他精疲力竭，甚至让他绝望，他知道隐匿，却不知道隐匿者怎么样才能“存在”。

    小说跌宕起伏，颇富悬念的是，赵青对范秋的侵犯，范秋对赵青的以牙还牙及对赵青的老婆——一个传统的男权阴影笼罩下的朴实懦弱的女人施暴（范秋的本意并不是真正要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富有戏剧性的是，除了这爿阴暗面，小说还设置了阳光面，即他的见义勇为，置“存在”的生命于不顾地将疯子当场制服；当然还有冒充“不存在”者孙智去安慰他的负病在床的母亲；及对杨苗一家人的主动帮助等等，显然，这只是范秋想证明自己存在的一些行为而已，但这有什么用呢，至头来，“我在裸露的河床坐下，面前是沙砾、石块、杂草。风很缓，却钩子般挠着我的嘴巴、鼻子、眼睛和额头，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正从皮肤渗出，淹了沙砾、石块、杂草和我。”

    也许大家都认为这是那不正当的20万块钱让皮城的许多东西不存在了。我们不妨务虚地想想，存在是不是一场虚幻，不存在是不是另一场虚幻。读完这篇小说，我想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批判，好像小说就是批判的把子。从社会的悲哀到人性的冷漠，从而延伸出作者的人文关怀，可以看出，这是让本来存在的小说忽然之间隐匿了，在这后面，许多原来隐、匿的东西蠢蠢欲动，大我瞬间存在的迹象。我并不否认《隐匿者》的人文关怀。我想起“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稍做改动就是“一个隐匿者引发的存在”。如今，存在问题已经蔓延至许许多多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关乎阶层、身份、职业、名字、金钱、孤独、尊严、幸福等，它是现代城市综合病，欧洲19世纪奥匈帝国的卡夫卡时代就流行这种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