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的一天，下面报来一份材料，说湘乡人文辅卿表现很好，在筹措资金方面很有创意。曾国藩批示说：用人就是要用没有官气而有条理的人。如果他照这两句话去做，将来即使做了封疆大吏也不可更改。如果有像文辅卿这样的人才，希望你们多推荐几个就更好了。
咸丰十年七月，他给在江西主持理财的李桓和李瀚章写信，谈及四项标准：
国藩于江西绅士熟识无多，闻见亦不甚广。即于湖南绅士，亦不似润帅( 胡林翼 )之博采广询，左右逢源。仍求阁下就近悉心搜罗，或函商意诚( 郭昆焘，当时在湖南主持厘金事务 )，于湖南厘卡最得力之员，借用一二人，将来即可保作江西之官。如尚未在厘局当差者，亦可仿湖北之例，楚材晋用，但当礼罗江西贤绅，兼进并收，不宜过示偏重，使豫章( 江西 )才俊，有向隅之感。其自湘来者，先给薪水，优加礼貌，不必遽授以事。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务求及时罗致，鄙人亦当帮同采访。
这里提出的四条还仅限于理财人员，后来将它发展到适用于文职官员，并向各处推广。他仍然给二李写信说：
前寄一函，道及求人之法，须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日来以此广告各处，求荐才以辅我不逮，尚无应者。两君物色得人否？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妨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维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请两君仿此格式，各荐两三人。
这里提到的“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前者取其没有圆滑习气，敢作敢为，没有框框，勇于探索，锐意进取；后者取士人的自尊心强，不至于做出出格之事，尤其是廉洁，对每天与钱财打交道的人，更为重要。后来，他还特别提出：
道府大员少用为好，如厘卡用秀才，营务用末弁，也有好处，盖职卑则感激易生，新近则习气尚浅，故号令易行，江西厘卡多用官员，少用寒士，远不如两湖之旺，就是明证。
以下解释这四句话的意思。
第一是有操守。过去有一句话说：“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得太平。”还有一句话：“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两句话所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即能力的重要。操守是一个人为人，特别是做官员，做领导的一条底线，是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至少从三国时期，就形成了约束官员的三条标准，也就是“清”、“慎”、“勤”这三个字。所以，曾国藩把文官的第一条标准定位为“有操守”。
操守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含义是“要清廉”，为官不清廉，老百姓怎么能服气？第二个含义是有节操，有节气，有一种临事不惧、临难不苟的胸怀和修养。他说，下属获得上司偶然青睐，但操守有问题，还是不能持久，手下的人也不会真心佩服你。即使你的权势可以压他一级，但他心中不会服你，所以曾国藩特别强调，做领导要有操守。
第二是没有官气。曾国藩提出：一个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官气很重，这个人的发展就已经受到局限，不会再有大的发展了。所有的讲话都是由秘书写出，讲官话，说官气，这种人一个都不能用。“官气”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打官腔、说官话”，做事情总是瞻首顾尾，首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他说，官气就是“圆滑取巧、心窍太多、敷衍塞责、不能负巨艰、担大难”。艰难的事情来了，经受考验的时候到了，但是你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担当大任呢？
湘军招募的原则也非常奇特，城里的市井油滑之人一个也不招，招募的都是山里的农夫。原来的绿营兵、八旗兵他也不招，他担心绿营习气或八旗习气侵染到整个队伍，怕一条鱼腥了一锅汤，怕湘军得传染病。面试时，一看招来的人是农夫，不善语言，很木讷，甚至还有些呆，曾国藩就会表示满意。而油腔滑调、多言善变的人，曾国藩通常是不要的。他不要官气，常说宁肯乡气重一点，不要官气重一点。乡气重一点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有一种骨气，说话虽然不能自圆其说，顾头不顾尾，但是很有干劲，这种人他愿意用。
没有官气，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人以质朴为尚，不应专取才华。虽说用人只是用他的才能而已，其他根源的东西无须深究，但也必须足以驾驭，这样才能为我所用，而不致受牵累。人的才品，虽然多有不同，然而只有质朴才能长久。探究起来，以质朴为主而用人的过失不过十之二三，单以才华而用人的过失则常十之八九。
咸丰九年六月，曾国藩给郭嵩焘讲了这样一则笑话：
说是过去有一个大盗专以盗富家人的棺木为业，有一天他找来工具，好不容易挖开了棺木。这时，从棺椁中忽然有个人坐了起来，对盗贼说：“我是伯夷呀，你有什么事要讨教吗？”盗贼吓得要死，立即跑得远远的。过了几天，他又换一个山丘开挖，刚打开墓门时，看见以前从棺木中坐起的那个人尾随而至，对盗墓人说：“这是我的弟弟叔齐的冢墓啊！”盗贼也立即跑了。曾国藩随后发挥说：“我们现在将巨饷、香饵放到深冷的水中，正好比向伯夷、叔齐的坟冢索要珠宝、玉匣一样啊！”曾国藩说：“这则笑话可以有多种理解。一种理解是，伯夷、叔齐本来是清正之人，盗墓贼找错了人；另一种解释是盗墓贼只认金银财宝，对伯夷这样的人才望而生畏。它告诉我们，必须推诚扬善，不能口里到处喊缺人才，见到真正的人才反倒视而不见。”
第三是多条理。曾国藩“相人口诀”当中就有“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庖丁解牛在外行人看来，这样复杂的一头牛，庖丁很快就能解得很清楚、很伶俐、很利索，因为庖丁找到了诀窍。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每天用得着的不能太繁多，两句话就够了。一本书也好，古人流转下来的典籍也好，概括起来，可能就是几句话，你千万不要把它变复杂。总之，把很多复杂的事情变为简单，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有条理”。
“多条理”，不但是工作方法，而且也是一种能力。
咸丰九年十月，他对李榕说：
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修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这里的“守约”，就是有条理。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署理两江总督，这也是他第一次做封疆大吏，兼有兵权和财权、人事权。当月二十八日午刻，曾国藩从官文的咨文中，得悉他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本营员弁纷纷前来道喜。午饭后，他当即与李元度等人讨论“时事应如何下手”。随后多日，他不厌其烦地与幕僚等讨论，又与胡林翼等通信，商酌大局。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调研，特别是在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后，曾国藩总结出当前应着力做的十个方面的事情。他在七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形成了做封疆大吏的主要点，把“治事”分为四类：兵事、饷事、吏事、文事，而把“治之之道”归结为三端：剖析、简要、综核。他具体解释道：
剖析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如纪昌之视虱如轮，如庖丁之批隙导款，总不使有一处之颟顸，一丝之含混。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元不过数句。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综核者，如为学之道，既日知所亡，又须月无忘其所能。每月所治之事，至一月两月，又当综核一次。军事、吏事，则月有课，岁有考；饷事，则平日有流水之数，数月有总汇之账。总以后胜于前者为进境。此二者，日日究心，早作夜思，其于为督抚之道，思过半矣。
他将“剖析”列为第一方法或工作步骤。实际是指如何下手，如何抓住主要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他提出“庖丁解牛”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成语典故等方法。概括说来，是说条分缕析，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轻重、难易、缓急。
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这段记载非常珍贵，也是曾国藩的工作方法和提高效率的最佳指导思路。而要点仍是有条理。
第四是少大言。大言就是放空话、说大话。他说这是文人习气，或者是书生本色。书读得多了，胸中自有些墨水的人，往往认为天下事情容易，所以经常放言高论，不着边际，说话没谱。他说，这种人绝对不能用，少大言，就是要讲实话，讲真话。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为教育手下人，写了著名的“教令”，要求必须遵守，后来命名为“劝诫浅语”。在劝诫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类四条中，第三条为“禁大言以务实”，内容是：
以诸葛亮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仲淹、韩琦之经纶，不能制服一隅之西夏。因此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近年书生侈口谈兵，动辄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近年书生，多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亦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之短者，其自修必疏。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请自不轻论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他在回复方子白的信中说：“古代以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询事就是考察人才对事情的看法和解决方案。考言就是考察人才的语言能力、逻辑性，有无条理。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就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而对品行的考察更为重要：
大抵观人之道，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
曾国藩还把人才概括为高明、卑琐两大类，而对待这两类人，办法也不同。他说：
( 大抵人才约有两种 )：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若是者，当以吾前信之法行之，即薪水稍优，夸许稍过，冀有一二人才出乎其间，不妨累示假借。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若是者，当以两君此信之法行之，俾得循循于规矩之中。以官阶论，州县以上类多自爱，佐杂以下类多算细。以厘务论，大卡、总局必求自爱之士，宜用鄙信之说。小卡、分员不乏算细人员，宜用来信之说。邵位西之意，亦与两君相同。而鄙说要不可尽废，祈参用之。
高明的人进取心强，不想被别人超过。所以，对这种人，曾国藩提出要正面引导，积极引之向上。可以归纳为积极的用人方法，有三条：第一，薪水要高出一般人员，大体在一倍以上；第二，对他的提拔和夸奖，要比平常人多一些；第三，对他应该多放一些权力，不能按照一般人那样来做。
对待卑琐的人，就不一样了。在曾国藩看来，卑琐的人没有远大的志向，看到的只是目前，锱铢必较，一分一毫也不能少他的。对这种人要求严一点儿的时候，就会忌惮；防范稍微宽一点儿的时候，这些人会一天比一天放肆，最后做出出格的事情。对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呢？曾国藩说，要让他循规蹈矩，每天用规矩和准绳来约束他们，给他们画杠杠，画条条，画框框，不能逾越。
曾国藩说，按照官阶来论，州县以上的人大多自爱，属于高明之士。“佐杂”这些人都属于“算细”，就是每天精打细算，惦记自己既得的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害，是卑琐者。
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哥哥，当时在曾国藩那里是主管理财的财务大臣。曾国藩曾经给李鸿章写过一封信，他说，以厘金来论，大卡、总局就应该求自爱之士，这些廉洁的人要求自己就很廉洁，应该用他们的办法；而对小卡、分员等下面派出的一些文员，应该对他们“算细”，就是用规矩准绳，让他不越雷池一步。曾国藩再三强调，他愿意效仿赵广汉和刘晏理财。赵广汉用“新进少年”，这些人平时有自己的抱负，但没有自己的舞台。曾国藩给他们搭一个舞台，让这些人实现自己的抱负，施展自己的本领，使他们各显神通。曾国藩说：“我愿意效仿他们两个人，赵广汉用的新进少年，没有官气，没有圆滑之气，敢作敢为，没有框框，所以当时开创的局面生机勃勃。刘晏多用士人理财，士人必定有自己的自尊，有一个良知，有一条自己的红线不可逾越，所以士人不会做特别出格、贪婪的事情。”
江西、湖南和湖北三个地方，同样的人力和物力，两湖筹集来的钱要比江西多得多。曾国藩给李瀚章写信，让他反思一下，说：“你在江西主持财政的时候，为什么筹到的钱就没有两湖旺？道理在哪里呢？我想，可能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两湖这个地方用的是新进少年或士人来理财。但是，你在江西用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用的都是道府以上的官员，这些官员官气太重，而且还有一些自己的小算盘。以后，你应该向这个方面来学习。”
武职官员的标准也有四项。
第一要“才堪治民”。就是你的才能能够服众，能够让下面的人由衷地钦佩你，这与文职官员不一样。武职官员必须到第一线去，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来，把山头打下来，这就必须得服众。
第二是不怕死。
第三是不急名利。
第四是耐受辛苦。
之所以如此排列，曾国藩回答说，一个人要治理他的辖地，首先要才堪治民，就是能不能让下属、让所有这个团队心服口服，非常钦佩你。才堪治民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不外乎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人肯定不服气，不勤则业务必然荒疏，故第一要务在此。敢打敢拼就是身先士卒，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这样下属才能追随你，因此作为第二个条件。为名利而出的人提拔稍迟则生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员工争毫厘，因此列为第三个条件。身体弱过劳则病，精神乏短的人久用则散，因此作为第四个条件。他还提醒说：
下级弁勇对于本营将领，其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是否干净( 清廉 )，保举是否公道，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没有生气的人。他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强调“秀才带兵”，希望借助于他们的知书明理，练习韬略。
以上四条只是一般标准，文官也好，武官也好，这四条标准只是一般性用人标准，而重要的、关键的岗位，仅有这四条标准是不够的。为此他提出一个最高的衡量人才的标准，用他的话叫“上上之选”。那么，这个最高标准是什么？曾国藩用了四个字——“忠义血性”。“忠”与“义”在先秦之前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在儒家的概念里，“忠”指的是尽心为人办事，不分对上与对下。如孔子说：“为人谋而不忠乎？”( 《 论语·学而 》 )，“教人以善谓之忠”( 《 孟子·滕文公 》 )；而“义”指的是办事准确，几乎包括处理一切人际关系，如“不义而富贵，与我如浮云”( 《 论语·述而 》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使民也义”( 《 孟子·梁惠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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