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袁世凯发迹于朝鲜，那么他真正起家，便是由小站练兵。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谁握有军权，谁就能够左右政局，主宰全国。历经十多年摸爬滚打，早已深谙官场之道的袁世凯自然十分看重这支即将崛起的新军，几乎将所有心血付诸其中。他每天都要身穿军服，足蹬马靴，腰扎皮带，斜挂佩刀，白天观操，夜晚巡营。且军令如山，法纪严明，一旦发现违法乱纪者，严惩不贷。有一天晚上巡营时，他发现一名士兵偷偷吸食鸦片，当即抽出佩刀将其斩杀。另外，袁世凯深知淮军克扣士兵饷银的陋习，为防止新军出现类似舞弊现象，每每饷银发放之时，他总是亲自监督，保证让每一分饷银如实发放到普通士兵手中，这也博得了士兵们对他的特殊好感。为让官兵效忠于己，打起仗来勇往直前，袁世凯不仅经常训话，还像曾国藩那样编了一首《劝兵歌》，让新军士兵扯开嗓门唱个不休:“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神鬼必不容。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练兵之法熔为一炉，袁世凯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将操兵、练军、治军之术简直发挥到了极致，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层次。于是，他编练的这支新建陆军，仿佛横空出世，很快就成为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

袁世凯练军成功，同时也使得小站新军成为创练新军的模范样板，全国各地再度添练新军，必从小站抽调军事骨干担任教官。正是从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34个督军。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功劳，也是他创造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近代奇迹。

三

小站新军是袁世凯的看家资本与起家基础，他能继续前行，一步步迈向权力的顶峰，自然得益于这支一手创建起来的新军。然而，新军在给他带来权力与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与危险。袁世凯的最后失败与覆灭，也源自这支新军。

早在练军之初，袁世凯就被监察御史胡景桂参了一本，说他“徒尚虚文、浪费国帑、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一般而言，只要被监察御史参奏，一旦查出什么纰漏，就会小命难保；哪怕没有什么问题，也会惹出一身臊，最轻也得撤职。幸而奉旨查办的荣禄在观看编练只有三个月的新军洋操表演之后，对其焕然一新的军纪军容大为赞赏，“旌旗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啸气象”。据有关资料记载，最令荣禄称奇的是，袁世凯居然能把军队练得像家养的鸽子一般，放收自如，一声呼哨，曲尽其妙。因此，他不仅以“查无实据，毋庸置疑”复奏，还将袁世凯着实褒扬了一番，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一桩坏事就此变成了好事，袁世凯“扭亏为赢”，不降反升，虽仍专管练兵事宜，但已加官为直隶按察使。

小站练军初成，一时间令各方瞩目。

维新变法期间，袁世凯因其手中拥有的资本与实力，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缺乏实力的维新派感到变法有异、即将遭到慈禧太后的残酷扼杀之时，他们的目光，不禁落在了身居小站、手拥兵权的袁世凯身上。加之袁世凯一度倾向维新，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捐过5000两银子，还提出过一套自己的改革变法方案，于是，康有为等人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他们想利用这支雄居海内首位的新建陆军进攻京城，保护光绪皇帝，以保证变法能持续长久地进行下去。在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建议下，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夸他兵练得好，将他提拔为候补侍郎，许以“专折具奏”之权，告诉他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稍具政治头脑的人都能看出光绪的这种频繁召见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含义，这自然引起了慈禧、荣禄的警觉。为防止袁世凯被维新派所用，狡猾的荣禄制造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趁机调动军队驻扎长辛店与天津陈家沟，切断新军由小站进入北京的必由之路。

一方倚重利用，一方早有防范，袁世凯就这样被置于“帝党”与“后党”两派势力并不对等的夹缝之中。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