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近代化，如何正确对待“西化”和西方文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台湾学者柏杨比喻得好，大清朝就像一个被晚期癌症击败的老拳师，在观察强大对手的优点时，不归功于对手的强壮如牛，反而归功于对手有一副漂亮的拳击手套，认为自己只要也有这么一副漂亮手套，就可发生同等威力。李鸿章并非没有接受外来文化，但作为士大夫的主流意识，他一方面固守中华文化天下第一，另一方面也羡慕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中西文化的矛盾与不调，妨碍了他在深层次上吸取西方近代文化，这也成为他难于摆脱悲剧命运的致命弱点。他培养的西学人才，要么为军事人才，要么为翻译人才。比如他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所奏派的200余名正式留学欧美的学生，全是学习军事和工程技术等，没有学习西方哲学、政治和文史等学科的。

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上，他也未能突破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弊政，重军事工业，轻基础工业，害怕商民壮大，只为清政府谋财，不重视为老百姓谋利。这种推行缺乏近代经济灵魂的错误产业政策的结果是中国不仅没有豪商，也没有劲卒。

整个中国的近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轨道上爬行。

当天朝上下羞羞答答举步维艰地撩开西洋的神秘面纱时，日本举国喊响了全面“脱亚入欧”的口号，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文明开化”的狂潮。

外相井上馨认为，日本只有成为“欧化新帝国”，才能获得列强好感，继而修改不平等条约。于是一场狂飙突进的全面“西化”运动开展起来，在政府的带领下，日本举国上下刮起了铺天盖地的“欧风美雨”:吃西餐、穿洋服、说英语、理分头、跳交谊舞，甚至嫁洋人，这些都被视作是上流生活。有一首打油诗说:“敲敲短发蓬松的天灵盖，文明开化的声音就响起来。”

伊藤博文喜好洋风，是“欧化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但当他看到彼时用力过猛、矫枉过正后，就及时调整政策，顺应大势，照顾国情，恢复传统文化，扭转了浅薄庸俗、极端西化的倾向。日本一时出现了西服与和服并存、酒吧与茶室共处、西洋歌剧和日本浮士绘竞相夺目的奇观。在此基础上，伊藤博文大力劝奖百工，扶持私营企业，使日本经济欣欣向荣。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强调富国强兵，但伊藤博文却没有推行片面的唯军事的产业政策，始终把资产兴业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伊藤博文既重视劲卒，更重视豪商，结果日本豪商遍地，劲卒无敌。

按近代文化标准，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维特评价李鸿章五年之后，伊藤博文于1901年9月获赠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学位；而李鸿章呢，也许在喝着洋咖啡，吟诗作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