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经典作品总有某种怠惰的气质。经典作品是文学银河系里的恒星，它没有当代作品特有的斑斓、活泼的气息，可是作为一种文学背景，你很难挪动它们的位置，所有的质疑和诋毁在漫长的声誉角力中都已经败下阵来，成为历史的遗迹和陪葬品。不管怎样，它们存在了下来而且还将存在下去，带着一种野蛮的惯性，后世读者的讥讽和不屑只会被深不见底的黑洞彻底吸收。
还好“三十年诗歌经典”中的“经典”因为隐藏的轻佻的意味，还没有变得那么可怕，有些当代诗歌已经种在了当代中国人的意识中，但还没有那么深入，更没有达到难以撼动的地步。诗人们在一起谈论食指以来的新诗传统，往往会谦逊地加一个限定词“小小的”——小小的传统，如此“传统”这个风尘仆仆的词语才能和“新诗”这个簇新的词语相匹配。同样“三十年诗歌经典”这个说话本身也充满张力，如果我们认可经典作品是经受多年（数十年甚或数百年）的考验已经被当代读者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的作品的话。
三十年对于个人来说无疑是漫长的时间，甚至已经超出某些短命诗人的一生了，可是在形塑经典作品的过程中，三十年仍旧如同瞬间般仓促，裹挟在作品之中的某些喧嚣的气息还远远没有散尽，而奠定某些经典作品的批评家甚至还没有出生呢？要知道陶渊明的作品经典地位的奠基人苏轼是在陶渊明辞世之后差不多七百年才来到人间。当然以此为例不免显得有点迂腐，对急于要在此生见到自己取得经典地位、捞到实际好处的某些当代诗人，三十年已经太过漫长。他们不仅要成为诗歌创作者，还要费尽心机急不可耐地将自己嵌入文学史的浮雕里，而且越深越好。可是这种“乐观”的情绪却古怪地透出某种虚无的滑稽感，越发显出人在时间面前的无助和渺小。在此背景下，经典、大师等词汇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流行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但所有这些概念因为“三十年”的限定都缩小了各自的轮廓，成为微型的经典和大师——那种米粒上雕刻的恢弘意象。
但经典毕竟是经典，它独有的笨拙的惯性，造就了不少当代著名诗人平庸的“杰作”。中国当代作家诗人的早衰已成普遍现象，现在的著名诗人通常在年轻时写过一些有灵气的诗篇，但是因为他们的“经典”地位已然确立，哪怕他们继续写出来的诗作平庸之至，照样可以顺畅地发表，广泛地被赞扬，甚至是被真诚的赞扬。面对这些言之凿凿的赞美，有时我也不免惶惑起来，有那么几次我甚至重新捧起已被我先前的阅读断定为次品的诗作，我希望自己的眼光出了问题，遗漏了杰作，可是很遗憾垃圾仍然是垃圾。
评论当代诗歌，最让人烦心的是，你根本躲不开道德的纠缠——这个道德还不是诗作内部蕴含的道德问题，而是外在的道德操守意义上的道德。以通常作为批评的底线和出发点的诚实为标准，就可以淘汰一大批当代诗歌和诗评，也就是说一首诚实的诗作或者一篇诚实的批评文章在如今的文学氛围里已属难得。稍有经验的诗人都知道这离杰作还远着呢，但是没有诚实作为地基，语言的大厦是根本建立不起来的，顶多那也只会是一幢海市蜃楼，骗骗自己骗骗群氓罢了。从道德再往前迈出一步就是诗歌和社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诗歌的社会功用问题，现在诗坛似乎有一种要求诗人表现时代表现民众疾苦的强烈呼声，在我看来这种呼声恰恰反证出这个社会道德的堕落，是其表征之一，因为这种呼声其实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某种变体，是毛的讲话在当代文学思潮里顽强生命力的表征之一，我们都知道那个讲话造成了多么可怕的恶果——只有一种“正确”的声音被允许存活下来。在我看来，诗人首要的任务是捍卫表达的自由，而整个社会也需要继续学习如何尊重和欣赏多元的声音。有时候一首歌颂花朵的诗篇，在严酷的政治背景下，就可以便当地成为一首政治性的诗歌，同时不会失却自身的作为诗歌的尊严。杜甫我也喜欢，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要求诗人都成为杜甫的整齐划一的呼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不得不说我更喜欢杜牧的风流——一种表面为颓废的抗争。
另外一个困扰当代诗坛的，就是某些富于时代特色的流派标签的误导作用。所有能被轻易归纳的诗学因素都一定是被简化的因素，简化的好处是便于流传便于扩大影响力（想想简化字的诞生吧）甚至便于形成某种权力系统。以近年来经常被提及的两个诗学观念“口语”和“叙述”为例，当初它们被提出的时候都有其针对性，是纠正朦胧诗时期诗作普遍的华丽和空洞的武器，可是很快这两种观念习惯性地迅速堕入极端，表象替代了本质。这两种观念都属于诗歌形式范畴，它们仅仅在增加诗歌的表现力方面才具备正面的意义。可是流派之争影响力之争，突兀地将这两个形式观念作为辨认自己人的醒目标签，甚至越俎代庖替代了诗歌本身的丰富意旨。无论如何，“口语化”和“叙述化”都只是诗歌增加自身活力的手段之一，甚至是古老的手段之一，在历代诗歌杰作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证。但是当它们被抽离出来作为某种派别标签，甚至有了发明者，它们难以避免地变得丑陋不堪，因为恰恰是在它们教导下制作出来的大量平庸的诗作让这些观念本身蒙羞。
回顾新诗近三十年的诗歌历程，新诗在促进汉语的多元表达、丰富汉语的肌理方面颇有建树，但是它时常刹不住车，很容易地滑入过气的僵化的思维轨道里，的确，一种恰如其分的分寸感，其实考验着一个诗人综合的语言感觉、技巧以及道德和心灵，换言之，道德并无可能凌驾于语言之上，只要这是并非用于遮掩而是有益于诗歌表现力的道德。无论如何，我同意艾略特的观点——诗人的首要任务是丰富本民族的语言，只有在此基础上诗人的道德和社会抱负才能落到实处，而不是相反——以崇高的名义让语言变得更加僵化和狭隘，最终整个社会将会为此付出代价，在伦理、经济、教育等等方面。
兜了这么一个圈子，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当代诗人在总结果实的同时，要清醒看到当代诗歌自身所处的窘境，这样诗人们也许可以写得更好一点？当然，作为最具进取心的一门当代艺术门类，当代诗歌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只要我们不随便用经典这些骇人的概念去涂脏它。
最后谈谈我喜欢的一些当代诗人，由于篇幅所限，我不打算在此细究诗艺，我信奉庞德的名言——“批评即选择”，那么我喜欢的诗人名单本身也就差不多反映出我的观念。我的名单当然受制于我的诗观以及我的阅读视野，好在经典化本身会吸收许许多多“个人”的合理观点，并在未来提出更准确的诗人名单和诗歌篇目，往往未来的选择会和最有眼光的批评家的选择相重叠。我以为最近三十年对汉语做出最大贡献的诗人是昌耀，昌耀在生前就受到骆一禾等诗人的推崇，最近十来年喜欢他的诗人也越来越多，我对昌耀诗歌的热衷也有一个逐渐增强的过程，但是在我看来昌耀目前的影响力还落后于他的创作实绩，昌耀的重要性在将来的岁月中还会不断提升。在昌耀之外，我还喜欢多多、顾城、海子、陆忆敏、黄灿然、蓝蓝、叶辉，他们和诗歌浪潮若即若离的关系反而确保了他们诗歌的个性。如果要列举“三十年诗歌经典一百首”，第三代诗人会占据多数席位，但是我最感失望的恰恰是我曾经很喜欢的第三代诗人，不少第三代诗人在青年时代就曾写出过富有个性的诗篇，而且“第三代”在诗歌表达方式上也非常多元。可是最近十几年第三代诗人几乎集体哑火，当年的某些代表诗人近年的作品，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他们多半也才五十岁左右，而诗歌的火花却早已熄灭，尽管他们还在写被称为诗歌的分行文字。更年轻一辈诗人里也有我偏爱的几位诗人，但是还是先别用经典的帽子压迫他们，让他们在角落里慢慢成长吧，每一代诗人都会不同程度地改变着过去世代的诗歌秩序，在将来的文学史上他们当然也同样会。
注：本文是应诗友吕德安之约，为“三十年诗歌经典”的讨论而作。
本文刊于2012年1月5日《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