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的吹毛求疵，过分注重小节使他在仕途上结怨颇多，当他下台归乡时，竟然没有人替他说几句公道话。一直过了十五年，当海瑞七十二岁时，才又一次被召为南京右佥都御史。这一次，海瑞变得更加偏激。在南京右佥都御史的任命正式下达之前，他上疏给万历帝说，陛下虽然励精图治，但效果并不好，原因在于对贪官的处分太轻了。他举例说，当年太祖皇帝的时候，法律十分严峻，凡贪赃在八十贯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所以当时几乎没有人敢贪污。为此，海瑞建议万历重新施行这一两百年前的残酷法律。这一提议自然犯了众怒，就像他十五年前在提出辞职的奏疏中指责“举朝之士，皆夫人也”一样，整个文官集团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是一个可怕的老怪物。连万历也不得不下旨批评说：“海瑞……近日条陈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旨优容。”也就是说，海瑞的建议不仅违背政体，而且迂腐无用，只是皇上念他老，不追究他的责任罢了。
 

　　随即，海瑞到了南京任上。到任后，他突然令木匠制作了两只大红板凳，对他手下的御史们宣布，凡是“不法的”，都要剥了裤子趴在红板凳上打屁股。这一举动，令全国“一时震骇，以为未有之怪事”。但海瑞的红板凳不知为何一直没派上用场，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沈德符猜测，海瑞是想用这红板凳来显示他的特立独行与“欲姑示威风，以厉台纲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在作秀，作威严秀。
 

　　明朝首都自永乐时迁往北京后，南京仍有一套政府机构，不过处于闲职状态。官员们向来无所事事，懒闲惯了。偏偏这在海瑞看来又是极不正常的，为此，他“以身矫之”。当时，有一个御史偶然请了一个戏班子在家中唱戏，海瑞听说后，宣称要对该御史按照太祖的法例施以杖责。这种迂阔的做法，不但根本没有人响应，而且遭到绝大多数同事的嫉恨。明史评价说，海瑞“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看来是比较到位的。
 

　　海瑞是一个执著的理想主义者，他就像堂·吉诃德向风车挑战一样，跃跃欲试地向整个腐败没落的王朝挑战。但在这挑战中，他既没有正确的方法，甚至也没有认清真正的敌人，更不用说有效的手段了。海瑞的一生总是处于失意和这种失意所带来的愤世嫉俗中，总之，他就是万历年间的愤青。天下几乎没有他看得惯的事情，他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都感到愤怒，愤怒到了极点，他的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也就到了戛然而止的时候。
 

　　这个愤青空有一腔报效国家忠于君主的理想，却在现实的大地上撞得头破血流。理想没法实现，本人的所作所为也被认为是异类，不但遭到世俗的耻笑，还造成了他的家庭和人生的极不幸福。按照明朝的惯例，海瑞这种高级官员，照例可以通过其上司向皇帝呈请，给他的母亲请得节妇的称号，但海瑞的母亲最终只得到了四品夫人的头衔，没被旌表为节妇，这在当时显然是没有面子的事。
 

　　海瑞结过三次婚，另外还有两个妾。他的第一任夫人生了两个女儿后因婆媳不和被休；第二任夫人结婚仅一个月，也因同样原因被休；第三任夫人和一个妾则上吊自杀，死因暧昧不明。海瑞的政敌为此攻击他，暗示两个可怜女人的死是海瑞下的手。在我们看来，海瑞虽然迂阔，但这种杀人放火的事是绝对不会做的。
 

政坛人生双重失意
 

　　与海瑞同时的戚继光同样是一个有远大政治理想的人，他和海瑞的性格不同，从而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结局。戚继光深知，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取得事业的成功，必须获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的支持。为此，他努力改善和张居正的关系，甚至不惜多次向张居正送礼，言必称晚生，结果他果然得到了张的信任。凡是和戚继光不团结的将领，悉数被张居正调走。张居正以国家总理的身份对戚继光这个军区司令的抗倭事业大力支持，戚继光最终才平定了海疆。
 

　　我们也许可能会觉得戚继光的人格不如海瑞，但是，海瑞的人格最终换得了什么呢？是事业的失败、人生的失落和家庭的失和。在人格上和道义上，海瑞是可敬的，而在事业和人生价值上，海瑞却并不值得效仿。大学者王世贞在评价海瑞时一针见血地说他：“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是其所长；不虚心，不晓事，不读书，是其所短。”总之，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乃是一个正直的官员最起码的道德要求，而不虚心不晓事不读书却可能带来致命的硬伤。海瑞的悲剧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