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萧的书信中还可以看到，他们也像平常的夫妻一样，为了吃喝拉撒睡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而烦恼以致影响感情。比如，萧红总是“干涉”萧军一些生活细节，她在日本写给萧军的信中说：“我告诉你的话，你一样也不做，虽然小事，你就总使我不安心。”对于萧红的关心，萧军并不买账，而是抱怨：“她自己已经如此，却还总要‘干涉’我的生活上一些琐事，什么枕头硬啦，被子薄啦，吃东西多啦，多吃水果啦……”“我的灵魂比她当然粗大、宽宏一些。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的，她会感到它——这样的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她曾骂过我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这确是伤害了我，如果我没有类于这样的灵魂，恐怕她是不会得救的！”
 

　　二萧最后的分开，是在抗战时期人生选择的分歧所导致的。萧军一生不满意于当一个作家，他后来曾回忆,为此他矛盾纠结了几十年。抗战白热化阶段，他笃定要上前线，打游击，弃文从武。对此，萧红坚持不同意，她认为作家有作家的职责，作家应该在文学事业方面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但二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加之感情的不和谐，因此各奔西东。
 

　　萧军在性格和为人处世方面，一直是强势的、霸气的，也是简单粗暴的，而萧红恰恰是过于自尊。萧军认为萧红自尊心过强，甚至“自尊心病态化”。萧军承认，在二人生活中，他从来没有把萧红当作“大人”和“妻子”，总是把她当作孩子，甚至以萧红的保护者和恩人自居。这有伤萧红的自尊。甚至一些研究者认为，这是导致二人在婚姻中的不平等，使敏感自尊的萧红无法长期忍受，也是二人分手的深层原因之一。
 

　　另外，二萧在文学观上，即作品应该写什么也是有分歧的。萧军在1978年对可能出现的萧红研究热时说，作品不应对生活琐事过多注意和过多探究，这意味着没有意义和浪费精力。这番话不仅反映了萧军的文学观，而且似乎也隐含了对萧红作品并不高的评价。而萧军的这种评价，在和萧红未分开时就存在，而且当时文坛对萧红的作品评价高于对萧军的作品评价，如鲁迅、胡风等都有这方面的评论。这也是好强的萧军不愿接受和承认的。这些问题在二人的日常生活中难免加剧了不愉快。
 

　　对于萧红的早逝，萧军是怀念和惋惜的。萧红也难以忘情于萧军。据骆宾基回忆，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萧红的遗嘱里写明了将《生死场》的版权留给萧军。
 

创作：对着人类的愚昧
 

“为了要追求生活的力量，为了精神的美丽与安宁，为了所有的我的可怜的人们，我得张开我的翅膀……”
 

　　谈到萧红的文学创作，无法不谈到鲁迅。鲁迅与萧红有着令人感动的“伟大的温情”。在萧红的人生与文学路途上，鲁迅可谓导师和伯乐，正是鲁迅的发现和提携，才有了二萧在文坛上的崛起和发展。正像钱理群所说的：“当萧红用她纤细的手，略带羞涩地扣着文学大门的时候，鲁迅已经是现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了。”
 

　　二萧与鲁迅见面的情景，许广平、萧红和萧军分别描述过，“大约在一九三四年的某天，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次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
 

　　“我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
 

　　“我们这两颗漂泊的、已经近于僵硬的灵魂，此刻竟被这意外而来的伟大温情，浸润得近乎难于自制地柔软下来了，几乎竟成了婴儿一般的灵魂！”
 

　　从上述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给了他们巨大的精神慰藉，同时还有实际的帮助。在鲁迅的帮助下，二萧度过了生活的拮据，并迅速进入文坛。我们知道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出版都有着鲁迅的资助。鲁迅亲自为萧红的《生死场》把关、修改，并写了序，还请现代著名作家、评论家胡风写了跋。鲁迅非常欣赏萧红的爽快性格和文学才华，多次向国内外同行推荐她的作品，称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