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还回忆说：“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所谓在英山活捉的敌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继慎放走；曾中生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职。有鼻子有眼，以证明张国焘东出方针的正确和‘肃反’的必要性。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肃反指示，一手抓着许继慎等人的‘证据’，谁还能说话呀！”②
 

　　徐向前元帅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许继慎一案早已平反昭雪。而在当时，尽管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军军长，也只能是“将信将疑”， 不能表示反对。其实，在那时的那种政治空气之下，根据地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都相信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主持的肃反是正确的。如当时的鄂豫皖中央分局委 员、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校长蔡申熙在给徐向前、刘士奇、王树声等人的信中就说：“此次肃反，直革命紧急关键也。彼等正企图置死难阵伤同志之血与命，数百万工 农劳苦群众之血与汗，所争得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利益，及工农红军之绝境，以求逞其屠杀工农之惯技。观于如首犯之口供(暴动、炸药房、焚医院)及屡次战争 中，彼等之延时抗命，便豁然矣！尤其于最近所获彼等于南京政府方面接洽来往文件中，更显其狰狞之兽性，亦更证明不可与彼等共戴天下。兄等能以坚绝之手段， 处此稍纵即游之事，不仅挽鄂豫皖苏区前途于累卵，直已建最后胜利之坦途矣……此次虽减少红四军人员数量，不在少数，但对今后工作，不仅绝无损害，反为加强 也。兄等应视此之胜利，胜似消敌人兵力三师以上。至干部问题亦不应稍为犹豫，须知彼等虽有才，其才不仅不为我用，而正用其才杀我也。望兄等在培养自己干部 上努力，工农干部今日虽弱，忠质之弱腹似狡猾之强百倍也。”蔡申熙的这种看法，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高级干部中，是有代表性的。
 

　　这种思想状况也是红四军中的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之一。据记载：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委的当天，即开始捕人。他先在麻埠逮捕了红十师参谋长潘皈 佛、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等二十多人；继而在斑竹园又逮捕了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和政委封俊、红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 贤等人；接着又在余子店逮捕了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等人。
 

　　10月上旬，红四军移驻河南省光山白雀园地区。张国焘便从新集专程赶到白雀园，主持“全力来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及整顿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的白雀园“大肃反”。
 

　　“白雀园‘肃反’闹得真凶。”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说我刚来鄂豫边时廖荣坤等同志就 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晚年时期的陈昌浩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 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 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此时鄂豫皖省委尚未建 立——引者注)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声、倪志亮 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159页。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主持的白雀园“大肃反”，捕捉了大批的红军干部和战士，搞到风声鹤唳的程度，那么中共中央是什么态度呢？
 

　　张国焘等人将在红四军内破获了所谓改组派的情况，写成《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改造红四军路线上的错误的具体方针》，向中央作了汇报。 1931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明确表示“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并 认为：红四军领导干部“占领武穴”和“截断长江”的“计划如不被许多客观原因所阻碍，而得到顺利实现时，将造成极大的罪恶，而使鄂豫皖苏区受到严重的损 失”。也是在这封信中，中央给了张国焘在红军中进行“大肃反”的“尚方宝剑”：“关于肃清反革命派的工作，必须坚决的进行。在进行中必须根据阶级的立场， 分别首从。严厉的处置首领，而对于被欺骗的工农分子应尽量设法使其改悔。……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 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担保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 (1931年11月3日)。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