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生活让我们付出很多代价

　　如果说去年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我出版了一本号召将速度放慢下来的书，却不得不快速地去推销它。

　　现在每个人都想知道应该放慢速度，然而，大家却想要知道如何快速地放慢速度。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世界：沉溺于追求快速前进，每一天每一刻都感觉像在和时间赛跑。

　　这说明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每天匆匆忙忙的生活中，我们常常看不到这种竞走式的生活方式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这时，我们需要一句警示来提醒：我们正在匆忙地度过我们的生命，而不是真正有意义地过生活；我们在过快日子，而不是在过好日子。

　　对很多人而言，这个警示铃常常是以疾病的形式出现。也许这个警示会在一场恋爱化为泡影后出现———失败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不能安静地陪着另一半倾听他们的诉说。

　　而我的警示铃是在我开始为我儿子念睡前故事的时候响起的，我发现在一天结束之时，我走进他的房间，就是不能把自己的速度慢下来。我很快地念故事给他听，这儿跳过几句，那儿概括几句，有时几句话概括一整页的内容。这本书，我的儿子已经倒背如流，所以我们就会吵起来。当一个爸爸坐下来，为他的儿子读故事，这应该是一天中最放松、最亲密的时刻，反而成了我要快他要慢的冲突。

　　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要研究整个的速食文化，以及这个文化对我们都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我脑海中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变得这么快的？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慢下来，或者说我们想慢下来么？

　　假如要思考我们的世界是如何变得如此快，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时间本身。在有的文化中，时间是循环往复的，时间总是在不断复活，不断更新。而在西方，时间是直线性的。时间是有限资源，总是不断在衰竭。你要么使用时间，要么失去时间。时间非常有限，我们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加速运转。我们试着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我们把每一天的每一刻都变成是向终点线的赛跑。那一终点，我们却从未到达过。那么我想，有没有可能从这一习惯性思维中跳出来？

　　现在，有一种全球性的力量反抗这种高速度文化。尽管习惯思维告诉你，假如你放慢节奏，就会被时代潮流抛弃，但事实上结果却相反。在合适的时候放慢节奏，人们发现自己做得更好。人们吃得更好，性生活更和谐，锻炼效果更好，工作更棒。这就是许多人所说的国际“慢活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城市开始重新考虑如何规划城市景观，鼓励人们放慢节奏去闻闻玫瑰花，鼓励市民相互交流。这些改变能出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过一种积极的慢生活

　　进入一流大学常常是家长驱使孩子努力学习的原因，而这些大学却发现他们学生的素质正在下降。这些孩子成绩很棒，简历里写满了参加课外活动的经历，然而他们却缺乏活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一些常春藤高校以及牛津、剑桥等大学，开始向家长和学生们发出警告。以哈佛大学为例，他们写信告诫大一新生：假如他们能减缓过于紧张的步调，假如他们能稍稍放松自己，把时间放在那些有需要的事情上，他们能从日常生活，从哈佛大学收获更多。我认为那封信的题目非常具有启发性，它叫“放慢速度！”少一点常常意味更多，慢一些意味着更好。

　　然而，我们树立起的文化不允许我们慢下来。缓慢在我们的文化中是个贬义词，它是懒的代名词。“他有一点慢。”实际上是说这个人有点蠢。我想“慢活运动”的目的就是去破除这种定式。

　　有一种慢是“积极的慢”。“积极的慢”就是花些时间和家人吃饭，或者是在办公室里花些时间把事情进行全面的梳理。

　　《享受慢活》这本书出版一年多了，在这一年里我不断让自己慢下来，我真的感到更快乐、更健康、更有效率了。我觉得我在享受我的人生，而不是在匆忙度日。也许，最重要的衡量慢活成功的标志是我感觉到和他人的关系更密切了，感情更深了，联系更强了。

　　回到我给儿子说睡前故事的事。晚上，我走进儿子的卧室，不戴表，关上电脑，我按着儿子的速度慢下来，我们一起阅读。读了10分钟故事后，儿子忽然说：“你知道吗，今天在操场上发生了些事情，真让我烦恼。”然后我们就会不讲故事了，转而说运动场发生了什么。我发现曾经被我当成负担的睡前故事现在变成让我很珍惜的事情。

　　几个月之前，我准备进行新一轮新书外地宣传，在楼下等出租车，这时我儿子走下楼，手里拿着为我做的一张卡片。他把卡片递给我，上面写着：“致爸爸，爱你的本杰明。”我说：“啊，这真是太棒了，这是不是一张祝我外出顺利的好运卡呢？”他说，“不，不是，爸爸，这是一张送给世界上故事讲得最好的人的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