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马里海盗

    2008年以来，索马里海盗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索马里海盗在亚丁湾海域大肆劫持商船，勒索大笔赎金，2008-2010年获取的赎金总额近1亿美元，造成的间接损失则高达130亿至160亿美元。国际社会在亚丁湾海域开展了大规模反海盗和护航行动，但收效甚微，海盗活动至今依然猖獗，已成为威胁国际海运安全的一大顽疾。

    索马里海盗问题并非单纯的海运安全问题，它是索马里20年来政治乱局的缩影，也是索马里连年内战、民生凋敝的直接后果。究其历史根源，则是索马里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进程的失败。

    索马里人的祖先是公元7-9世纪从阿拉伯半岛迁来的阿拉伯部族。12-16世纪，索马里境内出现了泽拉、伊法特、阿达勒等穆斯林城邦。然而，游牧部落之间的频繁冲突阻碍了统一的索马里国家的形成。1960年，英属索马里兰宣布独立，建立索马里兰国。同年，索马里兰与意属索马里合并，建立索马里共和国。1969年，齐亚德·巴雷通过政变上台。1991年，巴雷政权被推翻,索马里陷入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形容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混战。部族社会的先天缺陷，殖民统治的遗产，军阀、部族和政治伊斯兰等多股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彼此冲突，使索马里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进程举步维艰。

    首先，部族分裂使索马里民族构建水平低，社会整合程度差。索马里有萨马勒和萨布两大族系。萨马勒族系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由迪尔、伊萨克、哈威伊和达鲁德等四大部族组成。萨布族系由迪吉尔族和拉汉文族组成。这六大部族又分为几十个部族分支。部族分裂为索马里打上前现代国家的烙印，使其成为被原生态社会组织碎片化的“补丁国家”。索马里社会普遍存在国家认同的模糊和错位,公民对部族等次国家组织的认同取代了对国家的认同,导致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足，社会整合不成熟。在巴雷统治的20余年里,从表面上看,索马里具备所有现代民族国家的要素,如拥有政府、军队、法院和驻外使馆等,但唯独缺少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这一现代国家的重要元素。内战爆发后，部族认同开始重新主导索马里社会，民族解构初见端倪。

    其次，殖民统治为索马里民族构建设置重重障碍。索马里不是民族构建的自然结果，而是殖民主义者制造的“人造国家”，长期的殖民统治遗患重重。19世纪末，英国和意大利相继入侵索马里，北部地区沦为英国殖民地，其余地区则沦为意属殖民地。索马里兰问题就是殖民统治的产物，索马里兰曾是英国殖民地，而索马里其他地区在二战前一直是意大利殖民地。这使索马里兰人具有强烈的分离主义意识，最终乘内战之机宣布独立。邦特兰是另一个趁乱宣布自治的地区，近年来内部政治纷争使其重陷动荡，并沦为海盗团伙的大本营。

    第三，国际危机管理失效。1991年以来,国际社会曾多次尝试解决索马里冲突。联合国曾向索马里派驻维和部队，非洲联盟、东非国家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也多次尝试调解索马里冲突，但均无建树。2004年，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索马里过渡政府成立，但过渡政府势单力薄，只能偏居南部城市拜多阿。2006年，伊斯兰武装组织——伊斯兰法院联盟曾短暂统一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在美国暗中支持下，埃塞俄比亚出兵将伊斯兰法院联盟赶出摩加迪沙。此后，激进伊斯兰武装组织——青年圣战者运动迅速崛起，占领南部大部分地区，并一度攻入摩加迪沙。过渡政府的势力范围则一再收缩，甚至不能控制整个摩加迪沙。

    国际干预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联合国对索马里危机反应迟钝,导致危机管理效率低下。区域组织的局限性也减弱了危机管理的效果，索马里和平进程主要由伊加特主导,但伊加特主持下成立的两届过渡政府均无法控制索马里全境。美国等大国没有在索马里和平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起到负面作用。美国对索马里的政策经历了最初的积极干涉，到维和行动失败后的完全超脱，再到9·11事件后矫枉过正，不惜扶持军阀势力，遏制政治伊斯兰。只要激进伊斯兰势力不控制索马里全境，美国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索马里的某些邻国则各有各的盘算，对于他们而言，索马里继续乱下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