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裴维侒写出了一份《官军任意抢掠请惩办由》折，深刻揭露了清军军纪严重败坏，要求妥善处理受害者，严惩罪犯。该折如下：
内阁侍读学士臣裴维侒跪奏：为官军任意抢掠亟应严行惩办，并将所掠人口妥筹资迁，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臣维行军以严纪律为先，荒岁以恤流离为急。比值军书旁午，官吏遇事或力不能办，或兼顾弗遑，所在多有。臣之所闻实有最甚者，此次官军任意饱掠沿途并带所抢妇女，营官视若故常，虽有控告，地方官不敢过问，迄于拔队随处留遗至数百人之多，军纪荡然，其情惨甚，其中难免有良家被掠者，此等妇女较之资遣流民为难，事出官军，较之寇盗相寻尤甚，若不严行查办，是无以申明军法，何以保乂民生相应。请旨饬下陕西巡抚臣岑春煊，严切查明，据实参办，并参酌资遣流民章程妥筹遣送，以惩暴妄而恤难黎，臣既有所闻即不敢安于缄默，具折直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自幼受儒家传统教育、又曾在兵部任职的裴维侒，十分明白军纪的重要性。
裴维侒做官是从进入兵部开始的。他为何能先在兵部任职？这是因为清代有一种选拔贡制度，即从贡生中选出少量人为官。按规定，每逢酉年（即每隔12年），各省学政从贡生中选出一至三名才行优秀者，贡入京师，称拔贡。拔贡到京必须再经殿试，方可择优授官。殿试成绩分一、二、三等，一、二等可授官，一等任七品小京官。同治十二年（1873）是癸酉年，在河南选拔贡考试中，17岁的裴维侒有幸名列第一，他在北京的殿试中又获佳绩，得一等第二名，故被钦定为七品小京官，签分兵部。于是，裴维侒在同治十三年（1874）便进入兵部了。《清代缙绅录集成》准确记载，在他进入翰林院之前，曾在兵部任职七年，从基层做起，先当兵部七品小京官，再当兵部主事。在兵部的工作，使他具体了解到晚清军队的状况、官兵的素质，更促使他学习和研究兵法，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军纪严明，军队才有战斗力；军纪松弛，必然削弱战斗力；军纪混乱和腐败，则会使官军沦为乌合之众，甚至使官军与盗寇无异，或甚于盗寇。所以，裴维侒在《官军任意抢掠请惩办由》折的一开头，就从理论上强调，“行军以严纪律为先”。
裴维侒写《官军任意抢掠请惩办由》折的目的是，要求严惩庚子事变中沿途饱掠的官军。为了说明必须严惩的理由，他便简要地列出了官军沿途饱掠的罪行：“此次官军任意饱掠沿途并带所抢妇女，营官视若故常”。寥寥数语无情地揭露了清军的严重腐败，当时的官军不是一般的沿途抢夺财物，而是沿途“任意饱掠”；他们不仅饱掠财物，而且还抢夺妇女，随军携带，随处留遗；官兵抢夺财物和抢掠妇女，不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而是普遍存在于官军之中；更为严重的是，管理军队的营官，并不采取措施加以阻止，更谈不上处分和正法严重违纪的官兵，反而把军队的严重腐败“视若故常”。从一般道理上说，光绪二十六年发生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是国难当头之时，作为官军，应该是抵抗入侵者的主力，他们应该保卫京畿，保卫人民。可是，当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腐败的官军不堪一击，溃不成军。而在两宫西逃时，护卫两宫的官军却沿途大肆劫掠，官军抢物、抢人，并将不少妇女掠入军中，开拔时竟随处留遗数百人之多。所以，裴维侒认为，这些官军的罪恶行径甚于盗寇，使“军纪荡然”。受害者虽有控告，但是，地方官员惹不了拿枪的官军，无力维护群众的基本权益。据李希圣著《庚子国变记》，在两宫到达西安之日，即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四日，裴维侒就向上反映了官军军纪严重败坏的问题，而当时掌实权的荣禄，却装聋作哑，“佯不省”。此书又记，曾任吏部尚书的孙家鼐，在庚子事变中奔赴西安护驾，“遇董福祥军华阴，尽虏其资，徒趺走入，言於太后，太后默然”。这就是说，由董福祥领导的甘军，不仅抢掠老百姓的财物，强奸妇女，连对孙家鼐这样的高官，也敢“尽虏其资”，洗劫一空。狼狈不堪的孙家鼐向慈禧报告了官军军纪败坏的情况，所以，官军的严重腐败，慈禧是了解的。所以，董福祥领导的甘军达西安之后，仍不守军纪，在两宫所在处仍不断滋事。据《西巡回銮始末》，在西安的戏园内，甘军曾与大阿哥率领的太监为争抢座位而大打出手。该书卷三的“西安闻见录”一节中记载：“十月十八日，大阿哥、澜公、溥僎率领太监多名与甘军哄闹于城隍庙之庆喜园，太监大受伤夷，彭述、裴维侒在座，均遭殃及。”彭述时任御史，是钦定的随扈官员之一。他和裴维侒同为高官，竟也受到甘军的哄闹之苦。裴维侒所亲历的这一切，使他真切地看到了上层和军队的严重腐败，他怎不忧思重重？
裴维侒写《官军任意抢掠请惩办由》折，无情地揭露了清军的腐败，要求皇帝下旨严惩罪犯，同时要求参酌资遣流民章程，资遣受害群众，特别是对受掠的良家妇女，一定要妥善安排处理。当时，皇帝十分重视这份奏折。《清实录》对此有记载，皇帝有旨谕下达内阁：“若如所奏，官军任意抢掠沿途，抢夺妇女，营官视为故常，拔队随处留遗至数百人之多，实属大干法纪，若不严行惩办，无以申军律而卫民生”。尽管臣子有奏章，皇帝有谕旨，似乎都想大力整顿军纪，但是，庚子之后的清朝政府已克服不了它自身的腐败了，官军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挽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