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起案件中，李道宗也许算得上是最无辜的一个。

从个人品质来看，由于他早年曾因贪赃受贿而一度下狱，遭到罢职免官和削除封邑的严厉惩罚，所以李道宗深刻汲取了教训，越到后来就越是谦恭自持。史称他“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因而深受时人称誉，“为当代所重”。

此外，从政治表现来看，李道宗既不像薛万彻那样隶属于房遗爱的小圈子，也不像吴王李恪那样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平日里既无反动言论，更无谋反形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韬光养晦、淡泊自守的人物。

但即便如此，李道宗同样逃不开长孙无忌的陷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不幸，唯一的原因仅仅是“长孙无忌、禇遂良素与道宗不协”。

所谓“不协”，也就是双方的关系不太和谐。

在当权者长孙无忌的眼中，无论是“当世名将”的金字招牌，还是“为当代所重”的社会名望，都是苍白无物、不值一文的，只要你胆敢和他“不和谐”，你的末日就到了。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的政治哲学基本可以化约为这么一句话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

遭长孙无忌陷害的另一个人驸马都尉执失思力，也是贞观朝的一员勇将。他是东突厥人，本是颉利可汗的心腹重臣，东突厥覆灭后归降唐朝，任左骁卫大将军，娶了高祖的女儿九江公主。贞观年间，执失思力在平定吐谷浑、北伐薛延陀的战争中也曾立下战功。这个人究竟是哪里得罪了长孙无忌，史书没有记载，但估计也是和李道宗一样，与长孙无忌不太“和谐”，所以就一并被清洗了。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审理了三个多月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尘埃落定。

在长孙无忌的压力下，高宗李治无奈地颁下了一道诏书：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赐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将宇文节、李道宗、执失思力流放岭南；废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为庶人，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贬房遗直为春州铜陵（今广东阳春市）县尉；将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市）；罢停房玄龄在宗庙中的配飨（以功臣身份配享于太宗别庙中的祭祀牌位）。

这个结果不仅令朝野感到极度震惊，而且同样大大出乎高宗李治的意料。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性骚扰案居然牵出了一个这么严重的政治案件，还把一帮元勋重臣和皇亲国戚一举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李治深感困惑，他不相信这些人全都参与了房遗爱的谋反，可是在长孙无忌威严的目光下，李治也只能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长孙无忌早已拟定的诏书上缓缓地盖下天子玉玺。

诏书颁布之前，李治决定以他微弱的力量进行最后的努力，恳求长孙无忌留下其中两个人的性命。

他们就是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

面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执重臣，年轻的天子流下了无声的泪水，他用一种哀伤而无力的声音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

“匄”（gài），同“丐”，乞求的意思。此时此刻，早已大权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低声下气的乞求了。

然而，天子的乞求却遭遇了死一般的沉默。因为长孙无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不开口，其他大臣就更是不敢吱声。

许久，长孙无忌向兵部尚书崔敦礼使了一个眼色，崔敦礼随即出列，用一种中气十足的声音回应了天子的乞求。

两个字不可。

那一刻，李治感觉自己的天子颜面荡然无存。

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长孙无忌要做的事情，整个大唐天下无人可以阻拦。

该砍头的砍头，该赐死的赐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行刑的那一天，薛万彻面无惧色地站在刑场上，对着那些奉旨监斩的昔日同僚大叫：“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

临刑前，薛万彻从容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叫监斩官快点动手。据说，刽子手慑于薛万彻的气势，手脚不停打颤，以至于连砍两次都砍不断薛万彻的脖子，薛万彻厉声叱骂：“干嘛不用力？”刽子手鼓足勇气砍下第三刀，薛万彻的头颅才应声落地。

而吴王李恪在接到赐死的诏书后，则面朝苍天，发出一句可怕的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

没有人会想到，李恪临死前的这句诅咒竟然会一语成谶。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七月，也就是在房遗爱案爆发的短短六年后，长孙无忌也同样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命运。当白发苍苍的长孙无忌在偏僻荒凉的流放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被逼自缢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李恪的这句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