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国民政府行政院旧址
作为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治区”，“五院”里每天都在上演着权力的分配和利益的争夺。在这些操控着国家命运的人中，有为国请命为民分忧的公仆，也有为一己之利以权谋私的官僚。那么，这个集中在中山北路的“中央政治区”里，都曾演绎了哪些故事？
装修偷工减料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被锁厕所
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行政中心，行政院处理的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但偶尔也有一些意外的插曲。
在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期间，汪精卫请了自己的连襟褚民谊出山，做自己的秘书长。但是，褚民谊天生就不是吃政治饭的人，他本是学医出身，之前曾是一名优秀的医学教育者，当了行政院秘书长后，这个十足的外行常常糊里糊涂，犯一些低级错误。
一次，汪精卫在批阅文件的时候发现这位行政院秘书长竟然连呈文和公函都分不清楚，公文写得也是错误百出，于是把褚民谊叫进来臭骂了一顿。可褚民谊却搞不清楚自己错在哪里，他把汪精卫抛得四处都是的文件捡起来，反复端详，觉得并无不妥。看到自己的妹夫可怜巴巴的样子，汪精卫只得无奈地让他自己回去慢慢找，找不到就不要再来了。褚民谊又急又怕，回到自己办公室左查右找，最后还是在自己秘书的帮助下才明白这个错误。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褚民谊居然让汪精卫这位行政院长出了个大丑。在一次行政院的例会上，汪精卫久久没有出现，先来的几位部长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可又不好发作，只好让秘书长褚民谊去找。褚民谊带人找遍了整个行政院也不见汪精卫的踪影。正在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听到厕所里传来一阵急促的敲击声，等赶到那里一看，原来是汪精卫被关在厕所里出不来了。
原来行政院最近装修了一下，可是这位秘书长收了贿赂，所以对装修质量毫不关心，没想到偷工减料居然减到了厕所的门锁上，更没想到汪精卫成了第一个受害者。满头大汗的汪精卫看着围拢过来的部长们脸上幸灾乐祸的样子，气得连会也不去开了，转身便走。
这件事成了行政院最大的笑柄，以至蒋介石集团后来攻击汪精卫任人唯亲、部下无能的时候，就拿褚民谊的事情来做例子，以说明汪精卫在执政能力上的无能。
何应钦与张群斗气，翁文灏稀里糊涂当了行政院院长
民国史专家卢海鸣说，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又迁回南京，行政院搬到了位于中山北路的原国民政府铁道部办公地，也就是现在的南京政治学院所在地。就在这里，也上演了一幕关于院长人选的闹剧。
1947年，行政院改组，张群继宋子文后任行政院院长。但是，当时国民党内各派系相互排挤，斗争激烈，1948年4月，举行国民大会，蒋介石被选为总统，根据当时的宪法，行政院院长人选应该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表决通过，但在立法委员谈话会上，由陈立夫、陈果夫操控的CC系立委一致主张以投票方式选举，而投票的结果却是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一气之下，表示不愿当这个行政院院长了，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南京到上海。何应钦进退不得，也表示不任这个职位，本来红极一时的香饽饽成了个烫手山芋。蒋介石一气之下，就电告翁文灏到他的黄埔路官邸来，让他来担任行政院院长职务。
翁文灏本是个研究地质的学者出身。蒋介石这次召他去担任行政院院长，他毫无思想准备，本来是要推辞掉的。可是主意已定的蒋介石第二天就向立法院提任通过，根本没有回绝的空间。翁文灏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为了“首届行宪内阁”的行政院长。
他这个院长当得既不长也不容易，这时候的国民党政权已经濒临崩溃，党内派系斗争更加激烈。翁文灏一直在动荡中挣扎。
最要命的是，内战后期，国民党财政濒临破产，物价飞涨，而翁文灏作为一个地质学家，对金融一窍不通，最后病急乱投医，采纳了财政部长王云五的建议，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结果不到3个月，金圆券急剧贬值，物价狂涨，黑市猖獗，民怨沸腾。这一切都是翁文灏始料不及的，于是在11月26日，翁文灏迈着沉重的脚步，来到黄埔路蒋介石的官邸，递上了他的辞呈。
蒋介石心情沉郁地打量眼前这位身材矮小的行政院长，没有说一句话，默默接受了他的请辞。
考试院院长张伯苓任职一月就走人
国民政府考试院位于现在北京东路41―43号，地处鸡鸣寺东侧、玄武湖南岸。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组，原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辞职，各派系都想争夺考试院院长这一空缺。但蒋介石心中已有了最佳人选，他一连打了三次电话给张伯苓，想把他请出来担任考试院院长。
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在教育界鼎鼎有名。虽然他曾立志“终身从事教育，不做官”，但抗战开始后，张伯苓出于爱国热情，外加对蒋介石的盲从，改变初衷，投身政治。蒋介石也多次拜访张伯苓，或祝寿，或探病，或题词，竭尽拉拢之能事，令张伯苓受宠若惊。
但在蒋介石让张伯苓当考试院长时，张伯苓已到晚年，时常患头晕病，血管出现老年性硬化现象。家人和大夫都劝他不要去南京，还是留在南开大学好。张伯苓于是致电蒋介石，表示辞谢。蒋介石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张伯苓，信中说：“行宪后，把教育部划归考试院，请先生为全国教育事业着想，再多尽一份力量。”
张伯苓一听，心动了，但他向蒋介石提出附加条件：同意担任考试院长3个月，南开校长一职还是兼着。蒋介石自然一口答应。7月，张伯苓飞往南京就任。
谁知，张伯苓到南京就职不到一个月，就回到了天津，大家都觉得奇怪，夫人见张伯苓回到家后眉头紧皱，神色沮丧，就问：“国民政府怎么样？”张伯苓摇摇头，叹口气说：“唉！真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啊！”
南京见考试院长迟迟不回，就接二连三打电报来催，要他回去任职。张伯苓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回到南京任上。
不久，天津解放，张伯苓以“体弱需静养”为借口，回到了重庆南开中学的老寓所。后来蒋介石也逃到重庆来了，他不断催促张回任，要求他离开重庆去台湾或美国。但张伯苓默不做声，最后蒋介石无法，只好离开，而且上车时还不小心额头撞在汽车的门框上。回到林园，蒋介石批准张伯苓辞去考试院院长职务。但他为张伯苓留下一架飞往台湾的专机，可是张伯苓一直没走。
战后谈判收回日占领土，外交部长王世杰漏列了琉球群岛
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外交部位于中山北路32号，当年这里也是风云变幻。
说到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不能不提，他本是一位大学校长，学者从政，有点书生气。他从1945年7月开始任外交部长。曾随蒋介石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但在讨论日本归还所占中国领土时，他竟然漏列了琉球群岛，导致中国在战后也未能收回琉球群岛。
其实，早在1947年3月，王世杰就曾因《中美商约》大受攻击。王世杰竭力辩解说这个条约双方均等互惠，不但平等，且对我国战后建设有利。这更遭到指责：中美力量悬殊，中国有何能力在美国开矿、设厂、投资经营？中国又有多少商船可以在美国自由航行？
这其中，中央常委刘健群还直奔讲台，指着王世杰的鼻子喝道：“我们俩来订个条约好不好？你在我家吃午饭，我在你家吃晚饭，‘平等互惠’；但我刘健群比你块头大，胃口也大，午饭你吃我一碗，晚饭我吃你三碗，每天赚你两碗，这样的平等条约，你敢签订吗？”
其实，这个条约实际是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定案，蒋介石支持的，王世杰只是代人受过而已。
全体监察委员集体请辞，贪腐依然盛行
现在的中山北路105号，是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的旧址。由于国民政府内官僚腐败成风，官官相护，监察院在当时可谓是一个摆设。于是就上演了一幕监察院全体委员集体辞职的事件。
1931年2月，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院长。他和全体监察委员提出：监察院应拥有惩戒官吏的权力，这样可以使弹劾起到“坐言起行”的效果。但这一意见并未得到通过。这造成那些违法、失职官员的后台可以在背后操纵。
1933年，铁道部部长顾孟余在向外国采购铁道器材时，有丧失主权贪污舞弊的行为。监察院查实后，提出弹劾，并将此案交送国民政府公布于众，这引起了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强烈不满，因为顾孟余可是他的追随者，一心要保顾孟余。于右任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到了陕西西乡。而监察院全体委员为了表示与于右任同进退，宣布全体辞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委员会没有通过汪精卫的修改补充法，但顾孟余也没有收到惩罚。对此，于右任发出了“为民鸣不平之难矣”的感叹。
蒋介石审判张学良，司法院无权过问
国民政府司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曾有过4位院长，其中居正是一位极有影响力的大法官，他三次出任司法院院长、副院长，两度兼任最高法院和中央公务委员会委员长。居正对旧中国司法的改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表彰他的功绩，国民政府还决定从1945年起，每年1月11日为司法节。这一天正是居正就任司法院长之日。
虽然司法院如今已不复存在，但那个院落里，也上演了不少令人无奈的剧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表示自己抗日的热情和对蒋介石忠贞不二的诚意，张学良陪同蒋介石从西安飞回南京。一回到南京，蒋介石就撇开掌理全国司法的最高机关和既定生效的法律于不顾，剪除异己，践踏法律，指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成的所谓军法会审法庭对张学良进行审判，并将其长期监禁，而司法院对此却无权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