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行动，萧华在《长征组歌》中唱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毛泽东用兵的确如神，但同时，军委总参谋部二局(这里称军委情报二局)的准确及时的情报，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军委情报二局是怎么来的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召开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及下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当时还没有后勤部概念)。总参谋部下设有情报科，由原在上海中央搞情报工作的曾希圣任科长，原监听台划为情报科，与谍报队成为两大主要侦察手段。不久，情报科升格为局，又按它在总参谋部的局的排序，简称为二局，曾希圣随之升为局长。这个局有以局长曾希圣为代表的包括曹祥仁、邹毕兆等几名破译敌人密电的高手。长征中，他们对敌电报的破译，获取了准确及时的情报。毛泽东对当时中央红军的情报工作有过形象的高度评价。他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中央红军长征一开始，敌人就动用了他们持有的空中侦察优势，力图准确及时掌握红军的动态。中央红军则只能依靠曾希圣二局的破译能力，获取准确及时的情报。为适应于长途行军，曾希圣把二局一分为二，采取接力方式，保证24小时开机对敌监听和电报的破译，以获取准确及时的情报。但博古、李德仍然坚持中央红军必须按既定的计划，经湘西南通道北上，到湘西北与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情报促成“通道转兵”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通道。就在这决定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联络了张闻天、王稼祥等，向博古等提出中央红军必须放弃北上湘西北与贺龙、任弼时会合的原计划，改为转进黔东南，进入敌人力量较弱又来不及设防的贵州，以避开敌人的伏击。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的支持。朱、周命令红一军团向通道西北方运动，侦察进入贵州的道路。李德得知后竭力反对，坚持必须按原计划执行，北上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博古于12日在通道召开有关人员会议，讨论议决。
然而，11日深夜至12日凌晨，二局破译了敌“追剿”军第一兵团总指挥刘建绪企图截击我红军的部署密电。12日2时，红军总部将这一敌情和稍前破译的敌薛岳第二兵团的动态综合通报全军。原来，湘江战役后，何键已断定我中央红军意在出通道北上湘西北，与我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据此，他把统领的20万“追剿”军重新编组成两个兵团，由刘建绪率湘军组成的第一兵团为先导，由薛岳率中央军组成的第二兵团跟进，在通道以北地区张网以待。就在会议争论不休时，作战局送上上述敌情通报，并且附上敌形势图。在敌人张网以待我北上的事实面前，博古不得不放弃对李德的支持，同意毛泽东的转兵西进贵州的意见。同月18日中央政治局贵州黎平会议，最终放弃北进湘西北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原计划，挥师黔北占领遵义。
40万重兵胜不了3万红军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战略上的错误。此后，毛泽东实际上开始领导和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是典型的运动战，情报对敌我双方尤为重要。这时，国民党军的情报获取手段，主要的是空中侦察，次之是地方政府的报告。尽管空中侦察是先进的，但那时的空中侦察还只能靠飞行员目视，而不是雨就是雾的气象，使得空中侦察基本处于无用之地。而地方政府的报告，要么只是局部，甚至误把小部队当成大部队，把佯动当成主力，要么是两三天前的红军动态。这就造成了蒋介石和他的前线指挥员来回调动部队，疲于应对，每每扑空，使整个战局，形似主动，实为被动。中央红军的情报，则由二局的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破译高手保障。这使得毛泽东对敌情了如指掌，转化到作战行动上，是敌军每每打不着红军，而红军每每可以跳出敌军包围，甚至打着敌军，这就是为什么蒋介石40万重兵围歼不了3万红军的原因。
毛泽东如何“四渡赤水出奇兵”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呢？概而言之，因势利导。
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发现黔北不仅贫困，而且敌人力量强大，不利于立足，遂听取刘伯承、聂荣臻建议，北渡长江进入川西，会同红四方面军，争取“赤化四川”。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北上，企图从泸州、宜宾地段北渡长江，为扫清前进障碍，发起土城战斗。但因二局还不能破译川军密电，对土城敌情和川军潘文华部南下黔北的情况不全了解，未能击败当面之敌，而川军又增援，毛泽东决定放弃战斗，全军西渡赤水河，寻机从川南北渡长江，这就是一渡赤水。中央红军进入川南，敌蜂拥追入川南，遵义地区仅有王家烈黔军一部守备。毛泽东挥师东渡赤水河，即二渡赤水，发起遵义战役，不仅歼灭了当地的黔军，还差点俘虏了前来增援的中央军纵队司令官吴奇伟，使红军士气大振，并缴获了10万发子弹，使红军有了再战的能力。
是时，毛泽东和中央已察觉到中央红军不可能从泸州至宜宾地段北渡长江，遂改为在川黔滇边立足寻求发展，为此，必须给尾追的敌中央军薛岳部以沉重打击。但自吴奇伟差点被俘后，薛岳部的周浑元和吴奇伟两纵队，行动十分谨慎。为了调动敌人运动，创造战机，毛泽东又挥师西渡赤水，即三渡赤水。然而，敌仍抱团行动，使红军没有歼敌战机。毛泽东和中央决定放弃在川滇黔边立足的计划，改为经滇北北渡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进入川西。随即，挥师东渡赤水，即四渡赤水，留下的红九军团伪装主力，主力则直指乌江南下，执行计划。
然而，一个险情又出现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下时，敌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主力跟追而下，如果不能引开这两部敌军，中央红军将被迫在乌江北岸背水与敌决战，而中央红军则经不起这种不利的决战。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二局局长曾希圣建议，利用我掌握敌中央军密码和熟悉敌之电文格式，假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电令周浑元、吴奇伟，改变南下追击路线。此计果然奏效，让中央红军争取到一天渡江时间，不仅顺利南渡乌江，而且把周浑元、吴奇伟纵队主力甩在乌江北岸。中央红军避过乌江北岸与敌进行不利的决战后，二局又发现在贵阳的蒋介石身边只有4个团。随即，毛泽东决定威逼贵阳，吓一吓蒋介石，让他把位于滇东北附近的滇军孙渡纵队，调到贵阳救驾，使孙渡纵队让开我进入滇东南的通道。
此举果然调开了滇军孙渡纵队。中央红军威逼贵阳，蒋介石惊恐万状，除了急令距贵阳最近的孙渡纵队赶赴贵阳救驾外，还令部属做好从天上和地上逃离贵阳的两手准备。接下来，是毛泽东率部挺进云南，北渡金沙江，把国民党“追剿”军远远甩脱。据中国新闻周刊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