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1931年11月19日，著名诗人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八十年过去了，他那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依然感动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徐志摩的诗歌创作和感情经历，近年来屡屡见诸报端，为人所熟知，但是，当年徐志摩来过几次北京？他在北京先后住过什么地方？和他的创作有怎样的关系？那些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却鲜为人知。今天，请您和我们一起出发，沿着昔日诗人的足迹，带着一腔诚挚的诗情，追寻那如梦如歌的往事……

锡拉胡同：1915年徐志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此居住了三个月

健劲的北风，吹散了笼罩京城多日的阴霾，然后悄然离去，慷慨地留下了万里晴空，蓝得令人心醉。沿着王府井大街，我一路向南，最后拐进了路西的一条小巷——锡拉胡同。

锡拉胡同，明朝属南熏坊，称为“锡蜡胡同”。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清朝内务府武备院所属帽作局在这条胡同的南边。宣统年间，地名讹为“锡拉胡同”，沿用至今。大概是因为毗邻王府井商业区，现在的锡拉胡同看上去并不像传统的街巷，胡同的北侧有天元利生体育商厦等现代化建筑，令人很难想象这里当年的模样。

距今九十六年前，公元1915年秋天，锡拉胡同里出现了一位陌生的少年。他看上去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修长，面容清秀，鼻梁上架着一副圆眼镜。讲起话来，虽然带点南方口音，但吐字清晰，好似珍珠落玉盘，轻澈圆转。

这位少年，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诗人徐志摩。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元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保宁坊。父亲徐申如是个有钱的商人，但对儿子并不娇惯，而是把他送到私塾和新式学堂，由老师们严格教导。由于天资聪颖，加上勤学好问，涉猎广泛，徐志摩很快就在同学当中脱颖而出。1915年夏秋之间，他从杭州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从徐志摩写给伯父蓉初先生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来京之初的行踪：

“二十二日……气温骤降，凉风甚厉。二十三日……十一时抵前门，即正阳门车站。搜检颇不认真，站上有百里叔当差照应。现住金台旅馆，明日迁至蒋宅。二十四日由金台旅馆迁锡拉胡同蒋宅居住。”

信中所提到的“百里叔”便是“蒋宅”的主人——蒋百里。他的堂兄是徐志摩的姑父，而徐志摩平时称蒋百里为“福叔”。徐志摩为什么会选择蒋宅居住呢？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住在亲戚家，可以免去房租。而在我看来，如果考虑到地理位置，恐怕还有另一个原因：锡拉胡同离当时北京大学所在地——马神庙（今沙滩后街）不远，往来比较方便。

徐志摩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可谓来去匆匆。同年12月，他就回到家乡与张幼仪结婚，婚后就近进入上海沪江大学预科。掐指算来，他在北京只待了大概三个月。徐志摩这段居京的生活，留下的史料记载极少，只知道他住的蒋宅是一栋西式房子，可惜现在也已经难觅其踪了。

腊库胡同：1917年徐志摩返回北大读书，在这里居住

“刚才大家游览的是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地安门内大街，现在请跟我向南走，到著名的景山公园看一看……”景山后街上，一位年轻的导游正在给一队游客带路。而我的行程，却与他们的方向正好相反：先向东，拐进吉安所右巷，向北走一小会儿，向东拐进吉安所北巷，最后进入腊库胡同。

这是一条极其普通的小巷，两侧都是平房，路面比较狭窄。在《京师坊巷志稿》中，它的名字写作“蜡库胡同”，当时“内府供用库，有油蜡等库，凡御用白蜡、黄蜡，沉香等香，皆取办于此”。

与第一次进京时隔恰好两年，1917年9月，徐志摩又来到了北大上学，就居住在腊库胡同。与锡拉胡同相比，这里离北京大学更近了，而且不邻大街，免去了不少市井的喧嚣。

可是，徐志摩为什么不好好在上海读书，非要回到北京呢？原来，1916年，他从沪江大学考入了位于天津的北洋大学预科。1917年，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将北洋预科第一部毕业或已在特别班肄业，并愿入法本科之学生，并入北大法本科肄业”。这样，到那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徐志摩就转到了北大上课。

第二次北京之行，徐志摩显然比两年前要从容潇洒。在学校里，他一面选修自己喜欢的课程，一面广泛阅读各类书籍，等待机会到美国留学。而在课外，他也非常活跃，打网球，唱京剧，时不时调皮地学上几句“京片子”。那时的京剧界，梅兰芳风华正茂，颇受北大学生们欢迎，徐志摩却推崇杨小楼。据徐志摩的朋友毛子水在《北平晨报》上撰文回忆，有时到腊库胡同去拜访徐志摩，“远远便听见他唱戏的声音了”，听那唱腔很可能是学杨小楼的。

徐志摩第二次离开北京，那是1918年的夏天，他远赴美国留学。离京之前，在父亲徐申如和妻兄张君劢的帮助下，徐志摩幸运地成为了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弟子，为自己第二次北京之行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小石虎胡同:徐志摩诗歌事业的新起点，在此他写下大量诗作

或许是为了向心上人展现自己的才华，或许是为了在当时的文坛占据一席之地，徐志摩拿起了笔，开始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见所感。他虽然不是中文系科班出身，但早在英国留学期间，便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偶有试作。回国后，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在这种气氛感染下，徐志摩大量用新诗的形式进行创作。从1923年1月至3月，他在《努力周报》、《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许多诗文。

在《希望的埋葬》一诗中，他写道：“希望，只如今……如今只剩些遗骸；可怜，我的心……却教我如何埋掩？……我收拾一筐的红叶，露凋秋伤的枫叶，铺盖在你新坟之上，——长眠着美丽的希望！”那凄美飘落的红叶，是一种典型的北国意象，是否也象征着他发现林徽因爱上梁思成之后，那完全破灭的希望呢？

在《北方的冬天是冬天》一诗中，他写道：“北方的冬天是冬天，满眼黄沙漠漠的地与天：赤膊的树枝，硬搅着北风先——一队队敢死的健儿，傲立在战阵前！不留半片残青，没有一丝粘恋……田里一只困顿的黄牛，西天边画出几线的悲鸣雁。”徐志摩用粗犷的句子，勾勒出一幅“旧京冬日图”。如果细品诗意，不难体会出，其间仍浸着一丝若隐若现的悲凉。

新文化运动的最初几年，胡适、郭沫若、冰心等人均对新诗创作进行了积极的尝试，而徐志摩的诗，以其全新的气息、自由的排列、较长的篇幅，特别是鲜明的节奏感，一下子引起了文坛的关注。清华大学、北师大附属中学等学校，接连请徐志摩去办文学讲座，更使他名噪京城。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