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项制度值得今人思考：车辆租赁价格分闲、忙时段；人力车损坏由车行负责维修---

　　1911年，在上海出现了中国第一辆出租车。但在整个民国时期，即便是在大城市，出租车也很少，人力车是人们主要的代步工具，在北京更是如此。1924年，北京全市人力车3万余辆，到1929年时增至4万余辆。

　　1915年，北京内外城人力车夫共2万余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京人力车夫增至5.5万人，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7%.老舍先生的名作《骆驼祥子》创作了北京人力车夫的经典文学形象。和今天的"的哥"一样，"祥子"们绝大多数都依靠租赁车行的洋车拉活儿度日，也要给车行交"份儿钱".那么，民国北京"的哥"要交多少"份儿钱"?这些"份儿钱"对他们的生活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着名社会学家陶孟和、李景汉等对不同时期的北京人力车夫生存状况作过深入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资料。

　　两项制度降低车夫工作成本与风险

　　1915年，陶孟和在北京调查了302名人力车夫，发现大部分人每天工作7至10个小时，有一些人甚至工作12至15个小时。他们每天的收入是51至80枚铜元。而按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15至20枚铜元就可以维持一个人的生活。

　　再来看当时的"份儿钱",平均每半日铜元21枚至40枚。这个数额占人力车夫的收入比例也不能算很少。但当时的车行有两项制度规定很值得引起今人思考。

　　第一，当时的车行普遍实行灵活的时段租赁价，不同时段的"份儿钱"是不一样的。拉活儿相对容易的时段，租金较高，活儿不好拉的时段，租金较低，在此基础上，再根据车新旧与装饰的华美程度确定租金的具体数目。大体而言，连续租24小时的，"份儿钱"是铜元40枚至洋4角；只租白天的（早七八点到下午4点），份儿钱上浮，为铜元30枚至洋3角；只租晚间的（下午4点到夜间12点或凌晨1点），份儿钱下调，为铜元13枚至30枚。

　　第二，人力车损坏一概由车行负责维修，除非车夫故意损坏，不需车夫承担修车费用。这两项制度，实际上降低了人力车夫工作成本与风险。

　　"份儿钱"对于拖家带口的车夫来说成为"重大负担"

　　到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的生活费用比民国初年大概上升了三分之一。此时，人力车夫的生活状况又怎么样呢？

　　1925年，留学归国不久的李景汉也对北京的人力车夫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当时北京的人力车中97%是从车行租来的。人力车夫每天的平均收入是130枚铜元，一个人力车夫每天的饭钱大约60枚铜元，每天要支付的"份儿钱"则为30枚铜元。也就是说，如果是单身的人力车夫，那么一个人工作除了维持生计还略有结余，但如果是拖家带口，就入不敷出，挣扎在温饱线上了。

　　1929年，陶孟和又根据1926至1927年间36个人力车夫的家庭账簿对人力车夫的状况进行了研究。这一时期，一个人力车夫每天平均赚5角4分。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1角钱大约可以买半斤猪肉或半斤植物油。车夫需要拿出1角多缴纳"份儿钱",净赚大概为4角。也就是说，"份儿钱"在车夫的进款中大约占1/4到1/3.陶孟和认为，这一数额的"份儿钱"实在是人力车夫的"重大负担".

　　车行实际得利并无理论算式结果高

　　但是社会学家的冷静与严密，使陶孟和没有停留在对人力车夫的同情。接下来，他又为车行算了一笔账。当时造一辆新车约需百余元，平均可出租6年。新车在最初两三年中，平均每日得到租金2角。按每年出租300天估计，在最初的两三年内，车行理论上每年可得利60%.但是，由于车辆的维修保养、零件更换等均由车行负担，再加上车行的房租税收等营业开支，有时候还会出现拖欠租金等情况，实际得利一般仅为20%.于是，陶孟和又感叹道："故车租一项，虽为车夫之重大负担，而车厂主人，亦并非因榨取高利而压迫贫乏无告之车夫也。"

　　了解了民国时期北京"的哥"们的真实生活之后，李景汉说道："我深盼谈什么主义讲什么政策的人们对于此种真相（指人力车夫的问题--笔者注）多用心去调查，多去研究一番。"陶孟和则说："提高人力车夫即是提高社会，而人力车夫又不仅仅为人力车夫自身之问题，实为社会全体之问题。盖社会全体本为相连，非各部分各阶级不相关系者也。"

　　这些话，虽然是对几十年前的人力车夫而发，但对于今天的我们观察和解决出租车问题，依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