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像巴尔扎克，博大，写了社会很多宏观的事件，沈从文像福楼拜，细腻、讲究，他写湘西河边一个老头子同孙女的事情，这么讲究，行文认真。他不完全像我们普通讲话，充满地方情调。

　　南方周末：你觉得他把乡土的地方的东西变成艺术，奥妙是什么？

　　黄永玉：主要是文学修养，他本身积累得多。这也是一个奇迹，我说他小学没有念完，他说他念完了，就算小学念完又怎么样呢？后来变成这么大的作家，这么有修养的学者。他真是像精灵一样，哪来的这些东西？

　　南方周末：他给你传授过、教导过什么？

　　黄永玉：没有。你可以发现我写的小说里面没有他的痕迹。如果说我的文章里有聂绀弩的痕迹，我是承认的。聂绀弩的文笔、看问题的方法、表现手法，都非常好，我受了他的一些影响。

　　我基本上受法国18世纪启蒙时代和俄罗斯的东西更多，英国菲尔丁、法国狄德罗、俄罗斯契诃夫，受这些人影响多一点，包括取材和写法。

　　契诃夫我不晓得看了多少遍，他二十几岁，笔名还是契洪捷的时候，专找好玩、好笑的事来写。1950年代我们到十三陵劳动，文艺大军，住三十六个帐篷，晚上大家一起聊天，我就讲契诃夫。翻译契诃夫的汝龙也在，听我讲，他笑得不得了，说你比我翻译的有趣得多。

　　"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

　　我自己过日子，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来做，我有什么梦啊？每天忙得要死。

　　南方周末：你这几年读一些什么书，有哪些你觉得比较重要的？

　　黄永玉：这几年读老书。我在看《尤利西斯》，是我的熟人萧乾翻译的。人们老强调它的意识流，其实不仅仅是意识流的问题，它是语言节奏的技巧，很高的技巧。我最喜欢大讲故事，从头到尾讲故事。

　　南方周末：看电影吗？

　　黄永玉：看外国电影，中国电影也看。也看连续剧，明明很无聊的，后面要演什么我都知道了，还是连着看下去，拖二十集、三十集、五十集。也有的很好的，我最近看了《男大当婚》，感觉很好，人物也好。礼拜六、礼拜天晚上一定要看《非诚勿扰》，就知道眼下青年男女的一些状况，一些社会关系。

　　南方周末：你喜欢这个节目？

　　黄永玉：我认为很要紧的，我是看的，还鼓动别人看。看到不太像话的事情大家很生气，还议论起来了。比如有的人目的性不明确，有的人像流氓一样，像黑社会一样。还有一些女的，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都说好了她又不干了，还有的站在那里就让人很讨厌，话很多，啰啰嗦嗦的。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一直以来的人生哲学？是持续不变的还是有变化？

　　黄永玉：为自己想，也为人家想，这一点我是力行的。一直是这样的。基辛格也是这么想的，他当国务卿的时候人家问他，你这个外交为什么搞得这么成功？他说，为自己想，也为人家想。我觉得这个比较具体，你弄古代的几句话来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东西太远了。

　　南方周末：现在谈得多的是中国梦，能讲一讲你个人的梦想吗？

　　黄永玉：我不想讲梦的问题，我自己过日子，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来做，我有什么梦啊？每天忙得要死。

　　南方周末：对于国家的梦想呢？

　　黄永玉：你现在问我，我现在才开始想。眼前我感觉到不简单了，去年、前年我还挺担心的，去年你们访问我的时候我还讲了，吵吵闹闹是一件好事，就怕不吵，一个人说话算数。

　　但是眼前稳定下来了，解决很多新的问题，心里还是比较踏实，不是吹牛的，是一步一步在做的。

　　南方周末：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黄永玉：没有，我没有写日记，写日记的话，"文化大革命"抄走我就跑不掉了。

　　南方周末：你讲过你写文章骂起人来会非常地狠，但是我们看你的文章，并没有这种东西。

　　黄永玉：你讲得对。需要骂的那种人就不值得写。我要怜悯他们，怜悯残暴、怜悯愚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残暴？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打起有文化的招牌，实际上没有文化。我遗憾的是，好人、坏人都读书，问题就在这里，坏人也读书，秦桧也读书，你说怎么办呢？文化这个东西要放在坏人手上就麻烦了。他可以动员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来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一个人他的对面是另外一个人，那就好办，是两个人那就麻烦了，是三个人就够呛了，到了五个人、十个人、一万人、十万人，你对付他，那你就死吧！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对付狼群你没有办法的。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死亡？

　　黄永玉：死有很多形式，一种是害病的形式，痛得在床上打滚，也医不好，子孙们哭。一种是穷死、饿死，没有饭吃。一种是打仗牺牲。自杀也是一种方式。

　　我活一天干一天活，不能工作的时候就死了，死了怎么办呢？跟真正的人民群众在一起。把人送到火葬场，手上戴的什么表、好一点的东西就留下来，骨灰呢就不要了，朋友大家喝一杯咖啡了事。你留一个骨灰在家里，你儿子对它可能还尊敬，你孙子可能还稍微有点珍重，重孙子扔到哪去就不知道了。

　　人生就是这样，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年年都死这么多人，李太白、苏东坡也没有怎么样，活着的人欣赏的东西不过就是他的文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