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曾发文要求民众戒烟

时间:2014-02-15 08:24来源:科技鑫报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巡视戒烟的清朝官员

 

巡视戒烟的清朝官员


  烟草是何时传入中国的?中国古代有哪些“禁烟”措施?

 

 

  烟草来自菲律宾  “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

 


  中国有句老话叫“烟酒不分家”,但相对于酒在中国的悠久历史,烟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自明嘉靖年间(过去认为是万历年间)烟草由菲律宾(时称吕宋国)传入后,至今还不到500年。


  最早记录烟草进入中国的是明代姚旅所撰的《露书》。书里有这样的文字:“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有人携漳州种之,今反多于吕宋,载入其国售之。”


  到明末清初,烟草已与酒、茶一样,成了时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消费品。清顺治六年进士方孝标谪戍今黑龙江的宁古塔时,就曾用当地种植的烟草款待来客,并在《吃烟》诗中称,“塞俗如同麻麦收,翠茎红蕊种三秋;沙畦薰焙传方法,上炕宾朋当款留。”


  从史料上看,古人对烟草的嗜好甚至比今人还严重,这或许与古人对烟草的过度迷信有关。古人并不仅仅把烟草看成是“提神”之物,而是作为一种“特效药”.


  烟草在进入中国的同时,还传入了一个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故事:当时,吕宋岛上淡巴国公主死后,被弃于野外,不成想,她在闻到烟草的香味后竟然苏醒了过来。从此,被译名“淡巴菰”的烟草又有了神奇的名字“返魂香”.


  明末人姚可成辑《食物本草》中还有一观点,认为烟草能“当饭吃”,称“凡食烟,饥能使饱,饱能使饥,醒能使醉,醉能使醒,一切抑郁愁闷,俱可藉以消遣,故亦名忘忧草。”

 

 

  私贩烟草杀无赦  朱由检下诏“敕禁私贩,至论死”

 


  明清两朝都曾不止一次地发过“红头文件”,要求国民戒烟,禁止官员在衙门等公共场所内吸烟。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看到烟草的危害,曾两次颁布“禁烟令”.《玉堂荟记》记载,“己卯,上传谕禁之,犯者论死。”己卯年,即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由朝廷发出的第一道“禁烟令”.


  当时,有一个会试举人不知道皇上已下诏开始禁烟,他带着仆人携烟入京,暗地里出售,被稽查队抓到,结果次日被处死于西市。但没过两年又开禁了。崇祯十六年,朱由检再下禁烟令,与上次一样严厉。《枣林杂俎》中记载朱由检再次禁烟:“敕禁私贩,至论死。”


  朱由检的初衷是什么?依杨士聪所说,是为了防止“亡国”.古人多迷信,皇帝朱由检更不例外,崇祯皇帝乃“燕王”朱棣之后,京都又是“燕京”.“烟”与“燕”音相近,“吃烟”就是“吃燕”,有吃掉燕王之后、破燕京之嫌,出于避讳,朱由检下了禁烟令。


  烟草与明朝灭亡的关系,当时还有一说。明崇祯四年进士吴伟业在其撰写的《绥寇纪略》中记载,明熹宗天启年间,坊间曾流传过一首童谣,其中有一句是:“天下兵起,遍地皆烟”,这首童谣后被看成是预言明朝灭亡的谶语。


  在今天来看,“吃燕”与“天下兵起,遍地皆烟”不过是一种附会。但是,烟草除有害国民健康外,还影响了社会稳定、干扰了国内正常的粮食生产和经济秩序,却是事实。

 

 

  红糖瓜子解烟毒  吸烟者“频频熏灼,津涸液枯,暗损天年”

 


  如今的香烟盒多标有“吸烟有害健康”的提示,早在清代,名医张璐已在其所着的《本经逢原》中提出:“岂知毒草之气,熏灼脏腑,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清人陈淏子在《花镜》中也提出,烟草“久服肺焦,非患膈即吐红。抑且有病,投药不效,总宜少用”.


  清代名医吴澄在《不居集·烟论》中甚至认为,“无病之人频频熏灼,津涸液枯,暗损天年”,对吸烟者提出了警告:“虚损之人,最宜戒此。”


  清代医学家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一书里干脆将烟草列入“毒草类”.清康熙三十年进士张翔凤在《种烟行》诗中即称,“吁嗟老农勿健羡,此物鸠毒奇莫居。”


  为此,古代医家还曾使用很多方法来消除烟草带来的危险。《药性考》用“煎胡黄连合茶服之”,解烟毒;《医奥》以“黑砂糖合井水服之”,解烟毒;《景岳全书》中拿白糖来“解醉”;《梅谷偶笔》则认为红砂糖、甜瓜子可以解烟毒。

 

 

  烟草行业多暴利  种烟“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

 


  既然烟草有害健康,吸烟为何还那么盛行?除了吸烟本身易成瘾外,与背后的暴利有直接关系。王逋《蚓庵琐语》记载,“关外人至以匹马易烟一斤。”烟草当时还是一种重要的出口货品,俄罗斯人最喜欢购买。据清康熙时期的方式济所撰《龙沙纪略》记载,“边卒携一缣值三四金者易二马,烟草三四斤易一牛……”


  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中记载,有一个叫郑翁的烟草商,“不数年,积资巨万矣”.清嘉庆二十年举人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记载,当时山东济宁的烟草种植与加工已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当地烟丝加工作坊有6家,每年仅卖烟丝便达白银200万两,雇用烟草种植者400余名,获利甚厚。据明末清初史学家杨士聪《玉堂荟记》记载,明代末期,在北方种植烟草,“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


  到了清雍正、乾隆时期,利润稍有下降,但仍大大高于种植粮食作物。有如此“厚利”,怎能不“民争趋焉”?有的地方“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


  由于烟草对肥料和地力要求高,“种烟必须厚粪”,而且费工费时,严重影响了粮食作物的生产。清人刘汶在《种烟行》诗中感叹:“愚民废农偏种烟,五谷不胜烟值钱。岂知谷贱饥可饱,忍使良田滋毒草。”

 

 

  不许人间烟火来

 


  “凡犯禁者,一斤以上先斩后闻;未满一斤者,囚在义州,从重科罪。”


  吸烟全面盛行,是在清代。清康熙年间的刘廷玑在《在园杂志》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今则遍天下皆有矣……黄童白叟,闺帏妇女,无不吸之,十居七八,且时刻不能离矣。”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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