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其精英，是因为会员多为着名诗人（如丁尼生）、作家（福斯特、利顿·斯特拉奇）、哲学家（西奇威克、麦克塔格、怀特海、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经济学家（凯恩斯）以及难以计数的古典学者。此外，还有很多会员毕业后进入政府机构，身居高位，声名显赫。

　　一朝入会，友谊经常维持终生，使徒间的情谊极为忠诚热烈。丁尼生着名的悼亡诗就是写给不幸早亡的使徒朋友阿瑟·亨利·哈勒姆：“不论何事降临，我确信， / 在最悲痛的时刻我觉得： / 宁肯爱过而又失却， / 也不愿做从未爱过的人。”（飞白译）而福斯特1939年的文章《我的信仰》更可作这友谊的总结。

　　彼时正值二战，国民齐聚爱国主义大旗之下时，福斯特却说“我不信仰信仰”,也讨厌“伟人”和“英雄崇拜”,但信仰“个人关系”,即爱和友谊，哪怕时至今日这种关系早已被人鄙薄为“资产阶级的奢侈”.他还说如果民主值得两声欢呼，爱就值三声。最后，“如果我需要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国家”.这句话被2003年BBC四集电视剧《剑桥间谍》中的伯吉斯引用，他对布兰特说完此话后二人深深拥抱。

　　使徒的忠诚还体现在遵守社团的保密章程上。至于社员不许对外人言说社内之事，其实保密程度因人而异。1894年和1902年入会的摩尔和斯特拉奇会写信给母亲报告自己入会的消息，而1932年入会的休·戴维斯却从未告诉妻子他的使徒身份，并因此需要不断为参加周六晚上的活动找借口。

　　最奇特的例子当属伯吉斯。他是最不谨言慎行、最不像间谍的间谍。他不介意向人夸口他是苏联间谍，却无人相信，也许这招歪打正着，说真话倒成了最好的掩饰。使他讳莫如深的反而是他的使徒身份，甚至时隔多年后拒绝告诉专门赴苏采访他、为他作传的老友汤姆·卓别格同一时期的使徒还有谁。也许，间谍他不当真，使徒他非常当真。

　　但所有真相暴露后，间谍朋友间似乎也并非那么忠诚。菲尔比痛恨伯吉斯的计划外叛逃陷他于险境，使他无法当上军情六处的处长，从此管伯吉斯叫“那个血淋淋的男人伯吉斯”（“血淋淋”对英国人就算很严重的骂人话了）。

　　1963年菲尔比叛逃苏联后，伯吉斯正值弥留，传话说想见菲尔比，菲尔比却拒绝这最后一面。在苏期间菲尔比还一度与麦克莱恩的妻子有染，甚至同居两年，直至后者重返麦克莱恩身旁。此人最是城府深沉，他的苏联密线说他的真我无人能解，说他嘲弄了每一个人，尤其是苏联人。

　　是英雄还是叛徒，对这帮剑桥间谍的评说就像今日对斯诺登一样难。最宽容最自由的一种看法是国家间的秘密越少，世界就越安全。

　　有不做间谍的1930一代使徒吗？有，比如曾为布兰特和伯吉斯同性爱人的朱利安·贝尔，但他一样是个革命者，只不过走上了真正的战场，年仅二十九岁死于西班牙内战。他可以看成连接1930年代使徒和1900年代使徒（即后来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纽带，因为他是圈中艺评家克莱夫和画家梵尼莎·贝尔的长子，政论家莱纳德和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姨甥。这个圈子还有凯恩斯、斯特拉奇、福斯特、戴斯门德·麦卡锡、撒克逊·斯德尼-特纳等人，均在世纪之交加入使徒社。

　　布鲁姆斯伯里对友谊的膜拜以摩尔哲学为基础，他们奉为圭臬的一句话是摩尔在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中的如下宣言：“我们所知道或可想象的最有价值之事为某些特定意识状态，可大致描述为与人类交往之乐趣和对美的客体的欣赏。”其中“与人类交往之乐趣”就是友谊和爱。布鲁姆斯伯里人因此不定义自己为一正式组织，只说是“一群朋友”.

　　但到了政治形势风起云涌的1930年代，这批品味高雅、蔑视习俗、追求创造的审美家却被新生一代作家杰拉尔德·布雷南认为过分迷恋正在消失的阶级和生活方式，再不可能向前发展了。还被诗人斯蒂芬·斯宾德比喻为如薄迦丘《十日谈》里那群为避瘟疫退居乡下互讲故事自娱自乐的朋友，而1930一代则如歌德狂飙突进的作家，他们深深卷入社会政治中，起初热情勇猛，继而厌烦透顶，举步维艰……

　　二战后的福利社会更是换了人间。1979年，杂货店出身靠奖学金读牛津化学专业的撒切尔当选首相。上台伊始她就在议会下院公开揭露了布兰特的间谍身份，查BBC网上档案，还可听到她当年底气十足、不疾不徐、坚定清晰的七分钟讲话录音。

　　为何终止之前政府与布兰特的默契，结束布兰特舒适优雅的上流生活，她从未解释，但她的私人秘书伯纳德·英格海姆爵士相信她这么做是为了告诉政府中人现在到底谁说了算。

　　而且从1964年开始，军情五处的人已经隐忍了十五年。难道因为布兰特的出身和关系他就能一直受优待，而平民出身仅是英国驻莫斯科使馆文员的约翰·瓦素（JohnVassall）就活该被判十八年？吊诡的是，瓦素一样是同性恋。

　　据他后来的自传说，他叛变的起因之一就是他的同性恋身份在英国和苏联都受压制，在参加莫斯科地下同性恋活动时被克格勃拍了不雅照才不得已加入组织。还有就是英国外交系统中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使他这样的小人物难以向上攀爬。1980年BBC的纪实电视剧把瓦素演成一“软弱、虚荣、迫切想让人把自己当绅士”的可悲形象。英国人的阶级意识真是桎梏。

　　其实使徒社并非只是势利。归根结底，追本溯源，它是个哲学讨论团体，人间最无害最美好的活动之一。它的好处是任何问题都可讨论，任何意见都可提出。社员须以绝对的热情追求真理，社员之间必须绝对坦诚。

　　只举一例，是我最喜欢的一次讨论：狄金森--引荐徐志摩入剑桥国王学院当“特别生”的人--描述四位使徒--歌德、屠格涅夫、雨果和黑格尔--正在天堂会面，讨论是否应该选举上帝为使徒。此时上帝乔装打扮出现了。虽然四人高叫“不选上帝，不选上帝”,上帝却说他们应该选他，因为他正是他们所信仰的。于是上帝除去伪装，四人齐声称颂他的名字，歌德叫的是“美”,屠格涅夫叫“真理”,雨果叫“理想”,黑格尔叫“绝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