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北京国际车展上，很多观展者为看金秀贤等代言明星，攀爬、踩踏其他展区车辆。

　　最近，粉丝追星现象又因多起极端事件引发公众关切。北京市丰台区一位父亲杀死13岁女儿，因其痴迷韩国明星，并称“爱明星比爱父母重要” ; 2014北京国际车展上，很多观展者为看金秀贤等代言明星，攀爬、踩踏其他展区车辆。部分粉丝的追星行为，已经冲破了青少年亚文化的范畴，成为一种足以引发社会问题的不安定因素。台湾摇滚乐团五月天、韩国偶像组合EXO等明星的奋斗故事出现在多地初高中考卷上，足见教育对此现象亦有所重视，但从应对之法上，却呈现疏也不是、堵也不是的尴尬。

　　2007年，甘肃女孩杨丽娟因痴迷刘德华，不仅令家庭倾尽所有，而且最终导致其父自杀身亡；时隔7年，又一个家庭因孩子痴迷韩国明星而骨肉相残。不独中国，在美国，有粉丝因没有等到偶像的回信而携家人自杀；在韩国，有粉丝在偶像的竞争对手的饮料中下毒。追星继而突破道德底线，造成违法犯罪的现象，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普遍存在。

　　今天，粉丝群体的狂热并未因分众化消费时代的到来而有所降温，反而因为可“粉”的对象更多，而令冲突变得更加复杂频繁。不仅歌手、演员有粉丝，畅销作家、段子手、草根才艺展示者、吐槽犀利的博主，都有一大群“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奉献”的追随者。粉丝与非粉丝之间，不同偶像的粉丝之间，同一偶像的新老粉丝之间，骂战、从言语到行动上的互相攻击，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不可否认，大众文化中，粉丝占据了重要的一环，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链条越是完善，粉丝的存在就越有其坚实基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韩国明星能在我国拥有无数90后、00后拥趸。是不是我们无法抗拒大众文化的甚嚣尘上，就无法阻止粉丝非理性的追星行为？笔者以为，粉丝对明星的消费，即使是过度的，也应仅限于消费层面，一旦成为影响社会安定、阻碍青少年成长的隐患，我们亟待解决的就不再是粉丝追星的问题，也不是大众文化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教育和引导的问题。

　　同样是粉丝，对偶像的追逐危害社会、他人与否，取决于其自身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在笔者的视野中，为数众多的所谓“脑残粉” ,是一个极度矛盾的群体。以自我为中心，为追逐明星不管不顾，却甘于以偶像标签来为自我命名；渴望被认同，却无法容忍不同的声音，认同偶像则彼此视为“亲故” ,不认同则不共戴天；试图实现价值，却缺乏远大理想，为偶像“战斗” 、为演唱会摇旗呐喊，就成了莫大的“事业” .

　　有研究者称，郭敬明以青春为表、拜金为里的一系列作品，之所以能获得广大青少年读者的青睐，是因为当今校园生活过于单调乏味，青少年不得不在空洞华丽的乌托邦中投射理想。由此看来，在青少年的成长中，精神需求可能比对锦衣玉食的向往更为迫切。个体在成长时期没有获得的存在感、自信心等，可能会以某种形式在未来实现自我补偿，这种补偿或许就是追星。成年人、教育者乃至媒体，应在粉丝追星行为中捕捉到青少年自我存在、社会认同、价值实现等方面的心理需要，并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学习中予以理解和满足。

　　明星会不断地产生，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会在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的链条上前赴后继，粉丝追星现象不会停止。我们仅仅责备、阻止这种行为，或像本文开头提到的试卷那样，企图迎合、对话是不够的。真正应该做的，是引导青少年成长为不依附于他者而存在，有独立完整的人格，有主见、有理想的个体；家长、老师这些与青少年朝夕相处的人，也应严格要求自身，力求成为在积极的意义上影响他们一生的人。这才是治标治本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