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中国旧照

　　经历了闭关锁国而被动挨打的屈辱后，清王朝认识到了解西方要从语言开始。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该章程于1903年正式实施，由此开启了我国全国规模的外语课以英语为主的先河。一时间，翻译西文、向西方学习之势蔚然成风，英语教学开始初具规模。

　　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1923年公布的《新学制课程纲要》规定，从中学开始开设英语课。这被视为中国教育界力图与国际教育趋势接轨的尝试。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在最早期的教学机构里，就已经出现后来被称为“浸入式”的教学方法：部分教会学校全英语授课，学生从穿衣打扮到言行举止全部模仿西方。过去150多年间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国人对待英语的不同态度和当时的历史形态有关系。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很多大学采取的是全英文授课，国外的教材刚出版就可以直接拿到国内教学，目的是希望快速学习西方技术，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情况。因此那时的英语教材和英文课程，对于中国的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也正是在那个时代，尽管国家面临贫困和战争，但也出现了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一代人追随电视里的《跟我学》

　　从事英语教学近30年的陈其彬已不在英语教学的一线，他印象中，1978年出版了“文革”后第一套教材，采用的是结构主义方法，教材重视句型操练和语法知识归纳结合，“这种教学方式注重语法，却忽视了英语的实践，就是我们说的哑巴英语。”

　　1978年，英语列入高考科目，从此英语在国人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重视英语，特别是主要大城市的学校。”陈其彬回忆说。

　　在陈其彬记忆中，教学大纲1982年修改时，重点发生了转移，从政治转向了经济。当时有的人入学时26个字母都认不全。为了能够学好英语，陈其彬和许多同学节假日不放松、单词本随身带。“我们的口袋里都装有一个小本子，上边密密麻麻地记着单词，一到清晨总能看到有人在背单词。当时没有复读机以及其他录音设备，如果学生能够听到学校的英文广播，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从1982年的1月开始，每到晚6点20分，北京、上海，许多城市中的院落里就响彻着地道伦敦口音的英语对话。那是人们跟着电视里播放的英语教学片《跟我学》（Follow Me）在学英语。“这让长期学习语法英语、说口号英语的中国人体会到了一种颠覆性的英语学习方式，也为国内的学英语热添了一把火。”

　　1987年，在教育部推动下英语四级考试开始在大学中施行，两年后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开考，考试成绩直接与学位证书挂钩。“这10年时间，英语在中国人的眼中变得非常重要，开始奠定了它的地位，好像被一点点地推向了神坛一样。”

出国带热英语

　　不仅是课堂，1990年后，“出国热”也在这时兴起，而出国的第一关便是通过国外的托福、雅思、GRE等英语考试。在陈其彬眼中，这一年，中央正式确定了留学工作方针：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区区的12个字或许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对于一些怀有出国梦的人来说，一些人琢磨起留学来，‘来去自由’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和刺激，也从背后狠狠地推了一把正在兴起的出国热。”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些大学生渴望学习英语，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国外大学的奖学金，好以此出国留学。” 邹先生曾经历过那个疯狂学习英语的火热年代，几乎所有英语学习者都准备参加GRE、托福和雅思等考试。“大家的思维里都认为，多背单词，流利地说英语就能增加出去的机会。想出国的人群中，搞科研的都盯着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做生意的，想到国外赚上一笔。有的演艺界人士也都出国镀金，想成为流行文化的主流。”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的热映，让无数青年多了一条实现梦想的途径，出国热也被推上了一个高点。陈其彬回忆说，当时的学生都希望“出国镀金”,大多数的留学生当时都选择去了美国，而这条路也是充满诱惑和挑战。“在当时，英语教学开始强调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能力，注重交流能力的教学法也正是在那时候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