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史料中公布了一则关于毛泽东到苏联治病的原始档案：1934年3月27日，“李竹生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共]中央报告说，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认为可以派他去作为出席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您的代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认为，他的旅行安全难以保证。此外，应该考虑政治后果。”

    李竹生当时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六个成员之一，皮亚特尼茨基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负责处理中国问题。这封电报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字，却至少反映了五个方面的情况。这些情况真假参半，甚至扑朔迷离，与此后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对照阅读，充分反映出共产国际、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和在此期间毛泽东的艰难处境。

    第一，“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在这段时期，毛泽东真病只有两次，病症都是当时红军的流行病--疟疾。

    第一次是在1929年7月末，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这次病得很重，从7月下旬到11月下旬，休养长达四个月。国民党甚至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1930年2月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还发了一篇讣告，高度评价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当然说毛泽东得了肺结核并且病故，纯属造谣。斯诺的“毛泽东印象记”中写道：“他从来没有得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并不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谣传的那样。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尽管他跟大部分红军指挥员不一样，吸烟没有节制。”

    第二次是在1934年9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病得非常重，经过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的精心治疗，直到病后第八天才能起床。长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身体还没有痊愈。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曾经给毛泽东治过病的傅连璋又见到了分别一年之久的毛泽东。据傅回忆：“我坐在板凳上，两眼紧紧地盯着毛主席，见他精神很好，脸色黑黑的，我心里很高兴，问道：’主席路上身体可好？‘’我很好。‘毛主席笑着说。’疟疾复发了没有？‘我又问。’没有，什么病也没有生过。‘”

    事实上在这段时期，毛泽东先后两次请过病假，但并不是真的因为生病。第一次，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在会上，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批评他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致使毛泽东无法主持会议。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请病假休养，1月下旬，他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第二次，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会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932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中写道：“[中共苏区]中央局举行了[全体]会议，并同意中共中央的指示。莫斯克文负责前线的一切军事问题，毛泽东因病已回到后方……”毛泽东在10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璋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这一次休养又是四个月，直到1933年2月中旬，毛泽东才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

    第二，“他已停止工作”确属实情。当时毛泽东为什么停止工作了呢？实际上，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十分艰难。1965年毛泽东在谈起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人事变动，张闻天在《1943的延安整风笔记》中称为“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这就是李竹生的电报里为什么说毛泽东“已停止工作”的原因。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只是个虚职，人民委员会主席才是负重要责任的实职。毛泽东以前是兼任这两个职务的，现在去实留虚，自然和“停止工作”没什么区别。

    第三，派毛泽东“作为出席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里的代表大会是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么重要的内容并没有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1934年4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因病是否适宜去苏联的电报。”并作出决定：“认为他不宜去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由会议讨论的议题和作出的决定可以看得出来，派毛泽东作为七大代表的事情根本没有作为议事日程。

    据《毛泽东传》记载，1934年五六月份，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受博古等派遣，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向王明汇报国内情况时，转达了博古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的口信，王明说：“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很显然，当时以博古为负责人的临时中央，以王明为负责人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都不愿意毛泽东作为国际七大的代表。

    第四，“安全难以保证”既是非常好的拒绝理由，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34年4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电报中说：“[我们]坚决反对毛泽东出行，因为我们不认为能够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险。即使需要大笔开支，也绝对需要在苏区组织对他的治疗。只有在完全不可能在当地医治和有病死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这里虽然也以难以保证安全为由，明确拒绝毛泽东到莫斯科。但是不惜“大笔开支”也要将毛泽东治愈的指示足以看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博古宣读的可能就是这份电报。

    第五，“应该考虑政治后果”是要传递的实际情况。为什么治病还要“考虑政治后果”呢？那是因为毛泽东不但在红军和党内有着崇高的威望，而且是使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的传奇人物。这一点不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都是有清醒认识的。1932年10月8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埃韦特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193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指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目前采取这一步骤，会给红军和政府造成严重的后果。”毛泽东是“大人物”,所以治病也要“考虑政治后果”.况且毛泽东这时并没有病，如果以治病为由把毛泽东弄到莫斯科，无非是亲者痛仇者快，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