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首长》这本书，相信很多读者都看过或者听过。它被称为“官场教科书”,当年一出版就在国内掀起热议，销量超百万册，引发了不少官员和企业高管的强烈反响，也将作家黄晓阳推上了他的人生巅峰。

    最近，黄晓阳又有新作《高参》，这次他将目光对准了历史小说，而且他告诉记者，《二号首长》其实也是来自历史而不是当下社会的真实官场。“中国的官场文化常常被误解，觉得官场就是一个充满勾心斗角阴谋算计的地方。其实，真实的政治智慧包含三个方面：第一层是王道；第二层是技术；第三层才是谋略。”

不喜欢当老师，专职写书赚钱

    黄晓阳曾经有过做“官”的梦想。幼时家里困苦，他由于瘦弱干不了多少农活，常常吃不饱，当时他就想，如果能给一个大队或者公社当文书，成了“官”,就不用干农活还能吃饱饭了。于是，从初二开始他就有意识地练习写文章。等年纪大一些，“官”成为年少时的玩笑，可写作却已经成为他不可割舍的爱好。

    中专毕业后，黄晓阳被分配到师范学校当老师。然而这份人人羡慕的工作，却令当年的黄晓阳十分沮丧。“当时年轻，性子活泼，只觉得当老师不过是一年又一年重复同样的课程，感到无趣，就一心想离开学校，去搞创作。”

    1989年，黄晓阳考入武汉大学作家班，这对他的命运产生了很大影响。1991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武汉《爱情婚姻家庭》杂志，后去了《南方都市报》工作。

    当时，《南方都市报》刚由周报改日报，报社员工一部分是从南方日报社调过来的，一部分是从社会招聘的，黄晓阳属于后者。后者月工资很低，只有800元，很难维持在广州的生活。黄晓阳不得不去外面找活干赚外快。这时，他认识了一个出版商，有大量的书稿需要人写，黄晓阳便从南都辞职，走上了专职写书的道路。

写过很多名人传记，对此十分憎恶

    刚开始专职写作的第一年，一切都很顺利，可惜一年后，原先合作的书商经营突然转向，不搞出版了。当时，黄晓阳已经在广州买房，每年按揭要还三万多，为了生存，他开始为《羊城晚报》写传记类的连载作品，意外地受到欢迎。

    渐渐地，黄晓阳有了些名气，北京的很多书商来找他写明星传记。大概两年时间里，黄晓阳一股脑写出了好多本明星传记。但他始终觉得，明星个人经历很难向青少年传递正能量，后来再有人找他写明星传记，他便拒绝了。

    黄晓阳告诉记者，他很不喜欢被称为传记作家。

    “我憎恶这种提法，我没有写出任何一本哪怕有那么一点点人生指导意义的传记，那些东西不能称之为作品。作家写书，一般有两种状态，一种是为生活而写作，一种是为理想而写作。那些人物传记，就是百分百为生活而写的东西。仅仅为了生存而做某件事，过程是痛苦的。你不得不压抑自己的爱好、性情、思想。只有为理想而做的事，过程是愉悦的，即使付出生命，也丝毫不会犹豫。”

研究春秋战国权力体系，写出《二号首长》

    2011年，黄晓阳的《二号首长》一炮而红。

    这为黄晓阳带来了巨大的收入，他表示：“具体数目不便透露，但我可以说，这部书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超过了此前我所有收入的总和。”

    为什么这本书会火？黄晓阳告诉记者，一直以来《三国演义》《厚黑学》等书造成了人们对权力学的误解，把权力与阴谋二者直接画上了等号。他写《二号首长》，就是要为权力学澄清这个误解，让人们对权力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它不完全是阴谋，它还是阳光的。

    而对于黄晓阳曾经历官场黑暗所以才能凭经验写出此书的说法，黄晓阳一笑置之。“我一直游走在体制边缘，别说是官，连个正式工都不是。我很少接触高层官员，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不断观察和思考。《二号首长》其实是研究春秋战国权力体系后得出的成果。”

    黄晓阳表示自己曾花过好几年时间研究春秋战国史。“我选择了一个与所有人不同的角度，即通过行政得失来了解这段历史。这个角度使得我对权力学规律，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而用权力学规律这面镜子来观照古人的行政得失，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转型之作    写历史写谍战，写一位卧底参谋

    黄晓阳将他所理解的春秋战国权力学规律用于现实社会，写出了《二号首长》。

    但黄晓阳真正的志向还是历史小说，他花费三年时间写成了《高参》。第一部已经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第二部和第三部也已经完成，2015年将全部出版，而且有望被拍成电视剧。

    黄晓阳告诉记者，自己一直对秘书、参谋、幕僚这一阶层非常感兴趣，这本《高参》也是以一个卧底的参谋作为中心人物，来呈现抗战期间整个敌后方错综复杂的势力网络。“热衷参谋这类角色，是因为做参谋是一门含金量很高的技术活，背后是博大精深的人生智慧。虽然《高参》讲述的是抗日时期的谍战，但绝对不是只讲怎么想方设法获取情报，而是体现一个善谋之士如何一步步在敌方卧底，接近目标，成为心腹，最终谋得天下的过程。这个过程，比起枪林弹雨更加惊心动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