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时候，看到一条很有意思的新闻：南方都市报7月25日报道，陕西旬阳政府网近日刊文称，今后该县重大缠访赴省进京非法上访者将进入县志留"恶名".26日，旬阳官方回应称此举本意不是为了阻止民众正常信访，而是专门针对专业闹事者，通过一种"记录在案"的方式予以曝光，引导公众对他们进行评判谴责。

　　对于上访这个老问题，各地想出来的应对措施林林总总，也算是百花齐放了。旬阳"上史书"的办法仍旧能够脱颖而出，一下子让人觉得陕西真是个人文积累丰富、历史深远绵长的地方，在别处冷得不能再冷的地方志编纂工作，经旬阳这么一搞，成了对付"闹事者"的利器。这种形而上的处罚，可比某些大动干戈的方式来得既高大上又稳准狠。毕竟，对于国人来说，虽然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说，但谁也不想留有骂名。一直以来，人们都在批评公开逮捕、公审大会的做法是违背文明社会初衷的，但把闹事者"记录在案",让他不仅活着的时候成为负面典型，在其死后也要"遗臭万年".只要这本地方志还在，其子弟亲族就永远都无法免于这种羞辱。这样的处理，透出一种深入骨髓的冷酷和严厉。

　　同时，这样的处理也让人们开始注意几乎从来没有留心过的地方志。我国历来有"易代修史、当代修志"的说法。梁启超曾经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县志作为地方志的一种，按照著名学者顾颉刚在《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项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

　　今日之志，就是明日之史料；修志之人，不啻于当年之史官。在我国历史上，史官一直有秉笔直书的美誉。即便是皇帝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想让史官写或者不写什么。历史上，唐太宗和宋太祖都有畏惧史官之笔的故事流传。史官中，更有齐太史四兄弟、南史氏、晋董狐以及北魏崔浩、唐代吴兢、南宋袁枢等持公心、"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的大家。温故知新，相信当代地方志的编纂也是与前代史家一脉相承的。

　　所以能进入县志并成为历史资料的事实，都应该是全面、真实的。旬阳方面既然开启了"上史书"这扇门，就必须要了解，不光是一些闹事的人会被记录，他们所闹之事、地方上的政策应对等等都会一一被保存起来。此乃公器，不是不可以用，而是在使用的时候，须有敬畏之心，要站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角度来对待自己的决策。历史从来都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既然说到了历史，最后，不妨就回到历史中去看看。

　　史有明文的一次著名上访是"缇萦救父".这个西汉时期的山东小姑娘为了洗清父亲的冤屈，直接跑到现在的陕西西安，上书汉文帝。此举不光救了父亲，进而还促进废除了律法中的"肉刑".这是古代的双赢，或许也会对当下有些启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