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晚年居不易

时间:2016-03-03 08:01来源:大西北网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汪曾祺老来发力,佳作迭出,声誉鹊起,过了十几年相对舒心的日子。但“好老头”仍不乏烦扰。他曾抱怨说:“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那么,什么是汪曾祺晚年最大的隐痛呢?窃以为不是“四人帮”垮台后一度受到牵连,也并非去世前忽然被卷入《沙家浜》署名案,而是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汪曾祺1920年生于江苏高邮,是秦少游的乡党。据有心人统计,其父汪菊生在高邮的城房产总数为26处,217.5间,3337.85平方米。汪曾祺的少年时期,堪称富足愉悦。抗战军兴,汪内迁到大后方的云南昆明,求学于西南联大,从此远离故乡。


    1958年春末,汪曾祺去河南林县出差,平生第一次坐上火车软卧,享受到“高干待遇”.然而,好景不常,乐极生悲,这年夏天,他被补划为右派,撤销职务,工资直降三级,从180多减至105元,并从北京下放至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三十多年后,老头在《随遇而安》一文中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这是实话,有感而发。但毕竟是事后的自解之辞。在当时,汪曾祺大约不会如此淡定:“派曾右”后,单位不要他了,“还算可以”的住房也被收回。工作和住房,这两大沉甸甸的现实问题,压得他喘不过气。


    下放劳动数年后,汪曾祺获准回京,辗转调至北京京剧院上班,工作问题算是得以解决。文革期间,他出色的文笔借“样板戏”风光了一把,还上了一回天安门,让兀自身处逆境的友人黄裳、黄永玉等感觉欢欣鼓舞,直欲弹冠相庆。世事变化后,却又给他带来无尽麻烦。这是后话。至于住房,整个后半生,他一直蹭新华社(施松卿供职单位)分配的房子住,被妻儿戏称为“寄居蟹”.一家人起先挤在在宣武门附近国会街五号一间“只有七八平方米,黑乎乎的,白天也要点灯”的“门房”,而后长住甘家口,后来搬到蒲黄榆。


    甘家口的宿舍临近玉渊潭公园和钓鱼台国宾馆,环境不错,但那房是五层红砖楼房,“黑乎乎”,“湫隘狭窄”,开间很小,汪曾祺夫妇和三个儿女挤住在一套二居室,合用一张写字台。《受戒》、《异秉》、《大淖记事》、《徙》等短篇杰作,都是在这儿写出来的。1983年搬到蒲黄榆,情况稍有改善。韩蔼丽对此曾有详细描述:


    住所还是新华社的宿舍,两居变三居。这房是属于“文革”后北京最早建造的高层居民楼。十几年一过,这些楼外面褴褛,里面破落,布局陈旧,结构拘束,厨房转不开身,厕所一米见方,没有澡间,没有厅。汪曾祺住的是小三居,进门是一小过道,什物杂杂乱乱,扫帚簸箕热水瓶茶杯纸箱菜篮,来了客人,老汪头就在过道里沏茶。稍大的一间房接待客人、吃饭、看电视,还有一间施大姐和小女儿汪朝住,一间7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比鲁迅博物馆的“老虎尾巴”还挤地放着一桌一椅一床,就是老汪头的卧室兼书房了。


    施大姐对我说:白天,老头把堆在桌上的东西统统搬到床上,写作。晚上把堆在床上的东西搬到桌上,睡觉。


    从1983年到1996年,汪曾祺都住在这里。在这间屁帘儿大的小屋里,写出了他一生大部分的作品。和弄色彩,潇洒泼墨,提笔作画,挥毫写字,读书写作,喝茶休憩,沉思冥想,天南地北,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从没听到过汪曾祺对这幢破楼对这间陋室有过一句怨言。这近乎贫民窟的地方,他住的怡然自得。


    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是在1996年2月。汪曾祺搬至虎坊桥福州馆前街一幢崭新的大楼,新居相对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尤可一说的是,在去世前约一年又三个月,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终于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这都出自儿子汪朗的孝敬---新居是《经济日报》(汪朗供职单位)的福利房。


    汪老写得最好的几篇小说,题材都是回忆儿时和故乡。1981年10月10日,他回到念念在兹、阔别长达42年的故里。此后,又曾两次返乡。汪曾祺尽己所能,为故乡做了不少事情。他希望政府能将闲置的几间汪家旧宅归还,改善弟妹们的生活条件,自己以后回乡小住,生活起居和写作亦将比较便利。1993年5月30日,汪曾祺致函高邮女市长戎文凤,略谓:“曾祺老矣,犹冀有机会回乡,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栖。区区愿望,竟如此难偿乎?”情感洋溢,极为沉痛。但官场之事,难言乎哉,名满天下的“文章圣手”(贾平凹语)没能打动父母官。


    1996年,戎文凤(时任扬州市常务副市长)等进京晋见江泽民,汇报工作时列举了多位当地历代文化名人。江泽民提醒说:“高邮还有个汪曾祺!”戎文凤回去后,“曾经在许多场合不无炫耀地向很多人传达过江总书记这条指示。”但却依然不认为有必有帮汪曾祺满足那点微末的愿望。---2001年,戎文凤受贿罪东窗事发,获刑十三年。令人感慨的是,她之所以贪赃枉法以权谋私,据称动机是为自己在北京工作的儿子买房!


    在妻儿的“威胁利诱”下,汪曾祺也颇不情愿、很不专业地起草递交过一份请求分配住房的报告。他写道:“我工作几十年,至今没有分到一寸房子……”


    汪氏座师沈从文的遗言是:对这个世界,我没什么好说的。


    “倘有新式的人”问弥留之际的汪曾祺有何感想,他会说些什么呢?

(责任编辑:陈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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