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新清华学堂举办的“人文清华”讲坛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作家格非做了题为《重返时间的河流》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探讨了“文学时空观的演变及其意义”.说的是文学的意义，更是人之生存的本义。本版精选部分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从包法利的帽子说起
在法国，或者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变革的历史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人物--福楼拜。
福楼拜最有名的作品是《包法利夫人》。翻开《包法利夫人》，在第二页上你会读到一段奇怪的文字。这段文字是什么呢？--他描写主人公包法利戴了一顶奇怪的帽子。一般来说，在小说里写一个人戴了一顶帽子，三言两语就可以了，可是福楼拜用了多长的篇幅呢？用了差不多10行。他详细描述了这个帽子的颜色、形状，它的帽檐，帽子里使用鲸鱼骨支撑开，它还有带子，带子上还有小坠……写得极其复杂。
小说刚开始，就用这么长的篇幅来写一顶帽子，我觉得有点过分。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在福楼拜的草稿里面，他原来写这顶帽子花了多少篇幅呢？长达几页。这在传统文学写作中是犯规的，是不允许的。福楼拜有一个习惯，他每次写完一段文字之后，都要把它朗诵给他的朋友们听，结果他的朋友一致认为，福楼拜疯了，完全没有必要用那么多的篇幅去写一顶帽子。福楼拜后来迫于朋友们的压力，最后仅保留了10行。但是问题还在：福楼拜这么做，到底有没有他的理由？
福楼拜在创作《包法利夫人》的那个时期，巴尔扎克刚刚去世。福楼拜说，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大师，但是，他虽然伟大，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也许应该唱一唱别的歌、弹一点别的调子了。也就是说，文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篇幅去写一顶帽子呢？因为福楼拜敏感地意识到，整个欧洲文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我简单地把它描述为：场景独立。帽子这样的一个画面，本来是为了刻画人物的--为了表现人物的命运，为了表现他的性格，他的家庭、出身和阶级属性，可是现在它突然独立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文学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革。
文学要提供道德训诫
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有两个基本的构成要件，一个是时间，另一个是空间。所谓的时间是指什么呢？任何一部小说，任何一部叙事文学作品，都必须经历一个时间的长度量。也就是说，它必须有起始、发生、发展、高潮、结尾，要经历一个时间的跨度。作家正是通过时间的变化，来展现人物的命运，并以此表达他的某种道德判断、他对读者的劝告、他提供的意义--过去的文学都是如此。
那么什么是空间呢？空间是在时间变化当中出现的片段，比如场景、画面、人物的装束、衣服、帽子、肖像--包括戏剧性的场面，所有这些都在空间的范围内。我们刚才讲福楼拜写的帽子，就属于空间的范畴。过去的文学，是时间和空间两个部分构成的，这两个部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刚才说，福楼拜引领了文学史当中一个重要的变革。那么我们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在福楼拜之前，文学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如果把时间比喻为一条河流的话，那么空间就是河流上的漂浮物，或者说是两岸的风景。这两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在传统的文学里，空间永远是附属于时间的。空间不是没有意义，它有意义，但是它的意义从属于时间的意义。也就是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当年告诫我们的，文学作品要提供意义，要提供道德训诫，要提供劝诫--要对人对己有所指教。
碎片化空间的俘虏
文学作品要提供价值，提供道德的劝诫，这是文学最古老的意义。可是到了18、19世纪以后，空间性的东西开始急剧上升，加速繁殖，然后空间性开始慢慢取代时间性，压倒时间性。我刚才讲福楼拜的例子时就说道，空间突然从时空关系中单独地蹦了出来。
我前年写过一本书，是关于《金瓶梅》的。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了解为什么色情文学会在明代中期出现。你看这些作品里也有道德劝诫，也提供意义，但是人们阅读这些作品并不是为了阅读这些道德教训，也就是说它在挂羊头卖狗肉。这样的阅读是一种商业的阅读，消费性的阅读，人们关注的是当中的具体情节--时空开始分离，空间性的概念凸显，然后成为独立的事件，这个在中国发生的时间要比在欧洲早200年。
所以说，在传统的文学里，空间是时间化的；在今天的文学里则相反，时间是空间化的。而且，空间最后碎片化了。我们今天不知道时间去了哪儿，看不见时间，我们眼前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空间，令人炫目。我们都是碎片化空间的俘虏。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告诉我们，在古希腊的悲剧中，在传统文学中，作家是需要提供一个完美的结局的，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但是今天的作家，没有能力提供这一切。威廉斯说，我们今天的作家，不仅不提供意义，不提供答案，美其名曰我要客观地表现社会，我没有答案，不提供任何东西。相反，作家还把自己的痛苦和困惑一股脑儿地推给读者。爱因斯坦当年觉得卡夫卡这么有名，就让朋友把卡夫卡的小说拿来读，读了好多日子最后他把书还给朋友，说对不起，这个小说对我来说太深奥了，完全看不懂。
我们都忘了时间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文学时空观的巨大变化呢？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本身发生了变化，因为文学从总体上来说是在模仿这个社会，它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映。
那么，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比如说科学的昌明。近代科学带来巨大的变化，呈现了太多空间。旅行变得太容易了，你可以随时经历无数个空间。过去一个学子从崇文门到清华大学来上学，临走之前与父母告别都会流眼泪，为什么？太远了。告别的时候好像这辈子都回不来了。而今天，这个距离算什么？你早晨可以在香港吃饭，中午就到北京了。所以在旅行当中你不经历时间变化，你经历的是空间，从一个宾馆搬到另外一个宾馆。这样一种变化，跟近代科技的进步有非常大的关系。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化。过去我们种地，种子撒下去，然后看它慢慢长出苗来，慢慢长大，再收获，你会有一种本能的喜悦。为什么？因为菜的成长过程是整体性的，你看得到你劳动的意义，这个意义就在眼前。一颗种子变成了这么大一棵白菜，一个奇迹发生了。而今天，劳动分工太细，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我们要生产一根缝衣服的针，都需要非常复杂的劳动分工，也就是说我们单个的人，看不到整体。比如说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单个的零件，他看不到产品变成一个有意义的东西。
碎片化的空间，在以几何级数加速繁衍。我们一生中经历了无数的事情，这是古人远远不敢想的，这构成了我们物质生活也是文化里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同时，它也造成了另外的后果，就是恍惚中，我们都忘了时间。
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
有的人也许会说，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化的碎片中也挺好。上上班，看看手机、微信，互相联络联络，看看电视电影，出去旅游，我们的生活那么丰富，我们就沉浸在这样一个空间化的东西中，不要去管什么时间了，不也挺好吗？我也觉得挺好，我自己有时候也很爱读那些空间化的小说，比如说类型化的小说，我喜欢读侦探小说，也喜欢读金庸的武打小说。疲劳的时候你读一读，确实非常有趣。这都是很正当的娱乐行为。
可是，因为我们过度地沉湎于这样一些空间性的行为中，我们忘掉了文学最根本的目的，它要提供意义，它要阐述对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它有个巨大的情感上的诱惑力--这些东西本来是文学最核心的东西。而我们现在把它排除了，文学变成一种简单的娱乐，今天有个口号叫“娱乐至死”,这很可怕。
如果你真的能把时间忘掉固然挺好，但问题就在于，我们忘记不掉。我们还是时间的动物，我们只不过是假装忘记了时间，时间一直在那儿，它从来不停留。《红楼梦》里写道，“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说得很清楚。
我认为，没有对时间的沉思，没有对意义的思考，所有的空间性的事物，不过是一堆绚丽的虚无、一片绚丽的荒芜。如果我们不能够重新回到时间的河流当中去，我们过度地迷恋这些空间的碎片，我们每一个人也会成为这个河流中偶然性的风景，成为一个匆匆的过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