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社山前湖水平，斜阳天际照空明。
若非内热忧黎庶，便合渔樵了此生。
1925年，吕思勉写下上述《万顷堂》一诗，表达几个志向：
其一是不愿从政，因读书人“多欲而避事，乃藉口于学者不当于世务，以自逃责，而于权利之争，争先恐后，未见其无所知不暇及也”.
其二是不屑为稻粱谋，即“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做学问干什么”.
此时吕思勉已在大学任教，并于两年前完成《白话本国史》，该书被顾颉刚赞为：“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白话本国史》问世前，国内学者多受西方史学影响，以琐屑考证为能事，吕思勉逆潮流而动，主张融会贯通，由此开启“新史学”一脉。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然而，恰恰是这本被称为“中国史之第一名作”（金毓黻语）的《白话本国史》，给吕思勉带来无穷烦恼，因涉嫌“诋毁岳飞”,被斥为“摭拾浮词，妄陈瞽说”,书遭禁，人被告上法庭，但直到晚年，吕思勉也没服气。
今年是吕思勉先生逝世60周年纪念，重新梳理这一公案，可见这位被冷落的史学大师的磊落襟怀。
23岁便读完《二十四史》
1884年，吕思勉生于江苏常州，是“国朝第一状元吕宫”之后（其实是清朝第二位状元，晚于傅以渐）。吕家“世代仕宦”,父吕德骥少有文名，却科场不顺，10次乡试均失败。母程梫（音如“寝”）是武进名士程兆缙次女，亦能诗能文。
4岁时，父母给吕思勉讲了一个故事：吕的外曾祖父去世后，外曾祖母带4个儿子回常州，生活极贫困，一日下雨墙倒，外曾祖母修墙时，在墙根下挖出一篓黄金，但她认为这是非分之财，不应据为己有，便将其仍埋于原处。此事对吕思勉一生影响颇大。
吕思勉6岁发蒙，9岁时因家贫，只靠父母和姐姐教导，终生未入学校读书。据吕思勉自己说，“和史学发生关系，还远在八岁的时候”.
20岁时，吕思勉赴南京参加乡试，为帮朋友，在考场上竟一日作文14篇，“比时予兴会甚佳，虽在场中代人作文甚多，而出场仍甚早”,结果还考中了秀才。
此后，吕思勉在小学任教，月薪20元，曾是着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老师。
吕思勉13岁时开始读《时务报》，膺服康梁，“虽亲炙之师友不逮也”,因此“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但23岁时，因父亲去世，“家境益坏，乃真不得不藉劳力以自活”.此时吕思勉已读完一遍《二十四史》（传说他曾读过三遍），“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从此“专意治史矣”.
史学大师写过侦探小说
1905年时，21岁的吕思勉突然对小说产生兴趣，积极参与“小说界革命”.
据考证，吕思勉先后写了3篇着作，即：署名悔学子的《未来教育史》、署名阳湖吕侠的《中国女侦探》和署名成之的《小说丛话》。
《小说丛话》是理论着作，认为中国小说不输于西洋小说，“唯侦探一门，为西洋小说专长”.
或是为弥补这一“短板”,吕思勉写了文言小说《中国女侦探》，由3个故事串联而成，即《血帕》、《白玉环》、《枯石井》。
对这段经历，吕思勉后来讳莫如深，加上他早年笔名甚多，有幼千、侠、悔学子、驽牛、程芸、芸、企、野猫等，故人们一度不知阳湖吕侠是谁。
据学者张耕华、李永圻考证，《中国女侦探》以“黎采芙女士曰”开篇，她自称“生长闺中十八年，常藉吾姊之教”,与吕思勉求学历程相同；且“去年春，予姊婴肺疾以卒”,吕思勉的姐姐即逝于1904年3月；“黎采芙”自述的住址在吕思勉故居旁。显然，这个“黎采芙”就是吕思勉。
《中国女侦探》曾多次再版，被媒体称为“手段之灵妙，变化百出，诚为侦探界中生色也”,但刘半农评价说：“顾吕本书生，于社会之真相，初不甚了了，故其书奇诚奇矣，而实与社会之实况左，用供文人学士之赏玩，未尝不可，若言侦探，则犹未也。故谓中国无侦探小说，不可谓过当语。”
吕思勉自认为“予于文学天性颇佳”,但他的学生严耕望说：吕思勉“无才子气”.
钱穆只答一题便得75分
1907年，吕思勉到常州中学任教，恰好钱穆刚考入常州中学。
据钱穆在《师友杂记》中说：“诚之师（吕思勉字诚之）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语欲羼入，而时有鸿义创论。同学争相推敬。其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所印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注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历其境，永不忘怀。”
一次考试，吕思勉出了4道题，每题25分。钱穆尤其喜欢第3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一时兴起，写了很多，到收卷时，钱只答了此一题，但吕思勉还是给了他75分。
1923年，40岁的吕思勉被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聘用，月薪120元。同年，他的第一部通史着作《白话本国史》问世，该书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销量最大的中国通史着作。
1945年，顾颉刚盘点新式通史计四五十部，看上眼的仅7部，其中2部出自吕思勉之手，对《白话本国史》，顾称赞道：“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着作。”
之所以“略有可议”,因顾颉刚不同意书中对岳飞和秦桧的评价。
12年后突然成了禁书
在《白话本国史》中，吕思勉给了秦桧较多正面评价，却说岳飞是“军阀”,认为他“只郾城打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就全是莫须有”.
吕思勉称：“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
对于秦桧，却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
此说在当时并不奇怪，1925年1月，胡适在《现代评论》上也曾说：“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冤枉也。”郑振铎、茅盾也发表过近似观点。
吕思勉采用的是《文献通考》中的方法，即“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上世纪20年代正值军阀混战，吕质疑道：“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
该书面世12年后，南京政府将其查禁，称：“武穆之精忠，与秦桧之奸邪，早为千秋定论。该书……是何居心，殊不可解。”并通令各校，严禁学生阅读。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常以岳武穆自居，说：“我们要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来造成一个中华民国的岳武穆。”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应对乏力，陈寅恪、吴宓等发公开电称：“不用岳飞，即用秦桧，若用秦桧，则请斩蔡廷锴以谢日本。”
当此之时，岳飞已成符号。正如陈立夫后来所说：“历史方法，故应求真，但教史之时，应时重民族光荣与模范人物。”“有用”压倒了“求真”.
被“龚大炮”盯上了
1935年5月，吕思勉等被龚德柏以“诋毁岳飞，危害民国”的罪名告上法庭。
龚德柏是着名报人，以敢骂着称，被称为“龚大炮”,他说“胆大妄为”这四个字，生是他的美评，死是他的嘉谥。
龚德柏批评以泼污水为主，他曾公开撰文称邵飘萍拿卢布、史量才拿日元。1948年，国民政府搞了一次总统选举，孙科与程潜竞争。程和龚是湖南老乡，龚便在报纸上说孙科贪污、玩女人，还用黄色影片招待外宾，因此曾被孙中山痛打了一顿。这些话引起张发奎和薛岳不满，上门去砸报馆，龚德柏却手持双枪，将他们逼退。
龚德柏说吕思勉之所以骂岳飞，是为了向日本人讨好，是想当汉奸，还无中生有地编造说，1923年版的《白话本国史》就没有这些内容。
最后，法院判定吕思勉“无通谋外国，危害民国独立与领土完整之事实”.
面对非议，吕思勉一度拒绝修改，他撰文称赞梁启超：“尤其推重他与人辩论，拥护真理，不作歪曲之论，不作人身攻击的美风……这真是言论界的模范。”
抗战开始后，吕思勉在1938年版《白话本国史》中对“贬岳称秦”的内容进行了修改，但特别加上了一段话：“历来外敌压迫时，总有一班唱高调的人，议论似属正大，居心实不可问，然不能因此而并没其真！ 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发议论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别观之的！”
1949年后，龚德柏去了台湾，被蒋介石关押7年，1980年6月去世。
书生不辍爱国志
抗战爆发后，吕思勉身在沦陷区，下决心一不出任伪职，二不使用伪币，教学收入均折成大米。后来没教职了，全家只能靠女儿吕翼仁教书每月所得的一百二三十斤大米生存。
据熟人记载：“吕先生自奉很节省，服饰向不考究，非常随便……在灯下写作，他经常喜欢戴一顶塑料遮阳的便帽，很像一个老年矿工。”
因夫人两次大病，吕思勉卖掉了唯一的御寒大衣，每天吃自制的麦麸“怪饼”,以自家空地上种植的南瓜与扁豆佐餐。吕思勉本不吃扁豆和南瓜，一次因误食未熟的扁豆而中毒。幸亏开明书店每月预付千元稿费，为了完稿，吕思勉每日必写两千字。
住常州时，街上有日本兵站岗，往来行人需脱帽致敬，吕思勉发誓不光复便不再戴帽。1945年，日本投降，吕思勉特意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说这是明太祖平定胡尘后制定的，他“戴之昂然归故乡”.
据吕翼仁说，吕思勉在上海租界未收回前，从不去公园，因门口曾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租界收回后，他去了公园，站在土堆上，摸摸头说：“现在我们扬眉吐气了！”
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吕思勉重提往事：“龚君（指龚德柏）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予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1957年10月，吕思勉因心脏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