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侄儿、原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尔鎏教授，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为《周恩来在广州》展览揭幕，并作演讲；活动举办前，他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1.我家与总理的特殊关系
说起周总理，周尔鎏总是以“咦，原来这个你们也不知道啊？那我就给你们讲讲吧”为开头，讲他在总理身边的所见所闻。每个故事说完，他又总不忘交代一句：“这个我有版权的啊，我自己的文章都还没写完。”
周家是个大家族，人数很多，周总理都一视同仁。周尔鎏说，父亲周恩霔是总理的堂弟。但他家与总理有着很特殊的关系，他也是周总理解放前唯一直接抚养的侄子。所以，他是周家后人中与总理感情较深、相处最久，也是总理最了解的人。
周尔鎏说：“我家跟总理比较有缘分，我们家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都住过，刚好他也同一时间在这些城市学习或者工作。他从法国留学回国到上海，首先就去找我父亲。后来上海出事，中共地下党的保卫工作主要负责人叛变，整个地下组织的人都面临暴露被抓的危险，总理迅速安排疏散，将损失尽量减少，之后他就夜半来到我家隐蔽起来。在北京、天津、南京和上海，我的家人都掩护过他。很久以后，我才醒悟到，总理其实是一早就有意寻找最可信赖的亲属寓所，以备紧急时避人耳目。当时的地下工作非常危险，作为主要领导，他必须事事谨慎。”
2.总理的两封家书
梳理清楚总理两封家书的来龙去脉，是周尔鎏近年来的一项研究成果。
第一封：1921年寄自伦敦，收信人“周贻康”
周尔鎏介绍说，1920年12月底周恩来在法国巴黎小住后，于1921年1月5日抵达伦敦。不久，他初步办妥爱丁堡大学入学手续，随即以此亲笔写就的家书向国内父辈禀报一切。“我曾将此家书捐赠给相关研究机构，但由于信无头无尾，造成了收信人的误传。经过调查，我证实了祖父周贻康才是真正的收信人”.
这封信真实记录了当时周恩来的历史足迹，生动描绘了他在异国经历的新开端，包括学习、生活等种种情景以及思想动态。在看到伦敦“交通复杂，人种萃集，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的景象后，周恩来写道：“故居伦敦者，并不能周知伦敦，欲知伦敦，非专心致意于研究实验不为功，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周尔鎏认为，欧洲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的源头地区，而英国既是世界的缩影，更是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周恩来在此作社会考察，然后再作俄英两国的比较，有利于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救国之道，对青年周恩来做出政治抉择具有重要意义。
“这封信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见证。”周尔鎏说：“它让我们看到，周恩来在探索治国之道过程中，如何从一个杰出的青年学生运动领袖迅速成长为一个日益成熟的职业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封：1939年寄自重庆，收信人“周恩霔”
周恩来的另一封家书，已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此信于1939年由周恩来自重庆托人设法转送到上海，收信人为他的同辈幼弟，即周尔鎏的父亲周恩霔。信中向二伯母程仪贞和周恩霔告知父亲周贻能已从贵阳辗转至重庆，全家平安团聚，并为其父亲欢庆生日。其主要目的是按预定计划通知周恩霔迅速赴渝工作。
周尔鎏向记者展示此信的幻灯片，信以端整庄重的正楷写就，与他通常的行草体书信很不一样。信中写道，“分手两年，居时念弟。今春得一来书甚以为慰”,“不识二妈大人身体精神两康健否？”寥寥数语，可见周恩来对亲人的牵挂。
周恩来给家人的信常以“来兄”、“鸾兄”（他的乳名为大鸾）或“七哥”等变换不定地署名，信也往往不直接通过邮局而是利用党外人士转递。这既反映他性格活泼开朗，又表明了他身处敌统区所采用的工作方式。
周尔鎏还回忆了一些家庭往事，“周恩来的生父曾由祖父提携在身边工作”.“我的祖母程仪贞自周恩来7岁起就非常喜爱他。周恩来、邓颖超对她老人家照顾长达60年，直至她九十高龄辞世。我的父亲是同辈中最小的幼弟，比周恩来小10岁，周恩来当年常为他洗脸，赠送玩具、连环画，讲解《三国演义》，教他学习英语和做体操等，彼此手足情深。”
3.七爸在西柏坡穿的那套军服
周尔鎏长期在七爸、七妈（周家晚辈对周恩来、邓颖超的尊称）身边生活，不少生活点滴都成为今天珍贵的回忆。特别是周总理夫妇赠与他的一些物品，更是件件都有故事。结合手边的照片资料，他一一给记者做了介绍。
一张照片上，周尔鎏正在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的劳动。他指着相片中自己脚上的那双布鞋说：“这是周总理当年在十三陵水库劳动时穿过的，送给我了。”他说，那次去劳动，自己本来穿了一双很笨重的大皮鞋，七妈看到很奇怪，怎么劳动还穿皮鞋呢？七爸则非常心细地说，不要怪孩子，尔鎏自幼营养不良，体重比较轻，怕推推车的时候蹬不住，穿大皮鞋可以加点劲儿！“我其实正是这样想的。七妈明白了，就把总理曾经穿过的这双鞋给我了。”
这是一套总理在西柏坡时穿过的军服。“因为当时我还是个穷大学生，一次，七爸看我穿的衣服太破了，要给我一套，但他也身无长物，就剩这一套比较合适。他身边的警卫开始不愿意拿出来，说是珍贵的纪念品，但周总理坚持。这套军服我穿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保存起来了。”在西柏坡的时候，周恩来是党中央副主席，他就是穿着这身军服，参与指挥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
4.总理开国大典的“礼服”
另外一件衣服则更为人所熟悉，就是总理在开国大典上所穿的那件上衣。从照片上看，那件衣服距离“笔挺的礼服”有相当距离，领子等边角都有点翘起来了。周尔鎏说，为了参加开国大典，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民主党派领导人都新做了呢子衣服，但总理还是穿着平时那件卡其布衣服。他也很爱美，这件衣服是别致的绛黄色，穿在英俊的他的身上，很有神采。“身边人员都劝他换一件呢子礼服，但他不同意，说我是开国总理，现在群众生活水平还是不高，我就穿平时的衣服好了。”
后来周总理把这件衣服送给了周尔鎏，但并没有特别说明其意义。周尔鎏说，当时男人的衣服大部分都是灰、黑、蓝等几种颜色，我觉得这衣服太漂亮了，有点脱离群众，就把它染成蓝色了。七妈后来打电话给我，认为我注意不脱离群众，还提出表扬呢。“周总理逝世之后，经中央警卫团的介绍，我才知道这衣服的重大意义，只可惜当时早就被我穿破了！”
周尔鎏还出示了一张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接待外宾时的合影，当时这张照片曾在世界上引起很大轰动，外界认为它传递出“中国要改组内阁”的信息。“作为国家政府首脑的总理，在合影时却站在靠边的位置，而中间位置却是江青，这太不寻常！”
那时候，周尔鎏在北京从事外事工作，这张照片上总理身后戴眼镜的就是他。他说，照片公布后，七妈马上打电话来说：“你平时一向谨慎，为什么这次这么不注意，站得离七爸这么近啊？”周尔鎏说，就是因为原本总理是站中间位置的，所以自己选择站在后排靠边。但江青临时站到中间的位置上去了，所以自己就变得紧挨着总理了。
5.总理为什么留学
记者：您是总理身边这么亲近的人，为什么一直都很低调，没见过您在很多场合谈及往事？
周尔鎏：我是七爸抚养大的，但是我的档案里根本就没提到过他，别人都不知道我跟周总理是什么关系。建国后填家庭成分本来应该填他们的，但最后还是没有填。
总理曾对七妈邓颖超说：“孩子这样做很好，他不愿稍一不慎在群众中对我们造成不良影响，怕给我们添麻烦。”七爸七妈还跟我说过，尔鎏啊，你记住我们两个的话，你今后这一生难免会碰到挫折、委屈的事情，你要记住“鎏”的意义而坚持原则，要相信美好的金子迟早会闪闪发光的。
记者：周总理早年有过在不止一个国家留学的经历，他是怎么考虑的呢？
周尔鎏：总理最早在日本留学。那时他就有一个基本认识：“日本的今天绝对不是中国的明天。”他甚至感觉到日本军国主义还可能是我们的强敌。后来，他又去了欧洲。他觉得，欧洲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的源头地区，而英国更是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他就想要去了解一下真相，即信中提到的了解“彼邦真相”.
他感觉国内学生运动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一个理论指导，他希望通过留学确定一个真正的基石，就这样去了英国伦敦。在英国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对他思想影响很大。到了伦敦后，发现伦敦物价高，烦扰而且喧嚣，而七爸渴望安静的学习环境，所以就考取了爱丁堡大学。后来，由于生活费用紧张等原因，七爸就决定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记者：总理到了法国之后，就遇到了邓小平等一批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
周尔鎏：邓小平比他小六岁。我个人认为，在法国他对邓小平的印象不错。在二野军大学习时，我曾听小平讲党课，提到革命青年要过三关：即军事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总理在听完我汇报上述情况后，曾说过：“小平同志善于考虑战略”.
6.周总理会讲一点广州话
记者：总理一生曾经数十次到过广州，他是否跟您提起过与广州有关的事情呢？
周尔鎏：总理对广州是很有感情的，可以说他早期革命就是从广州开始的。他还会讲一点广州话，这也说明他对广州的关注，据我所知总理到过国内各地，并没有处处学习地方方言的。
记者：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应该是国人最熟知的革命伴侣了。您曾生活在他们身边，能给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故事吗？
周尔鎏：他们之间的书信都非常朴素、简单，很优美的文字与书法，感情至老不衰。我还听祖母说过，当年周总理说要结婚，邓颖超就赶过来，还带着两条自己亲自缝制的被子。
不过，他们结合在一起，也不是外人传说的那样一点都没有差异。总理很好动，而邓颖超很安静。后来我结婚的时候，邓颖超还专门找过我谈话，希望我跟我爱人好好处理彼此的关系。她就以自己为例，说开始都很担心两人性格不太一样，害怕总理过于好动有可能出问题，但是最后还是放下心来一辈子坚守在一起。所以要我也得明白，夫妻两个人在一起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关键是互相信任和体谅。
邓颖超同志还跟我谈起过一件事情，希望我利用从事外事工作的方便，帮她澄清。这件事就发生在广州。1927年春邓颖超在广州待产，正值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形势险恶。当时的中共中山大学党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陈铁军舍命前来告诉她，需要马上转移。
但是外界传说在这一段时间，周恩来与邓颖超却是“卿卿我我，情书不断”.邓颖超同志说，那个时候兵荒马乱，总理在前线住址不定，她在广州住院，发生事件也要赶快转移。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两个人“情书不断”?她希望澄清。总理也说，中国有个习惯，为长者讳，为逝者讳，为尊者讳。但历史事实不能更改，没有什么根据就加一些美化的东西，没有必要，他也同意澄清，认为真正值得称颂的是那些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