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局势迅速突变，蒋介石安然回到南京，翻脸扣押了张学良，调集重兵进逼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在临泽、高台地区建立根据地，依靠自己，团结奋战。于是屯兵临泽、高台地带，消灭进攻之敌。此时西路军只剩15000人，战斗人员不足10000人。敌人以一部钳制临泽地区的我九军和三十军，以五个骑兵旅、两个步兵旅及炮兵团、民团约两万余人的绝对优势，配以飞机轰炸，集中火力四面突攻高台。五军将士与敌血战一周，弹药殆尽，就用大刀、梭标与敌搏斗。五军的女战士、后勤人员、机关干部全部上了城头，用石头、砖头、木椽打击敌人，捣毁敌人云梯，用滚烫的面糊糊朝敌人头上泼洒。五军的伤病员们，只要有一口气，就顽强地爬上城墙，和敌人扭打，用手抓、牙咬，最后抱着敌人滚下城头，同归于尽。在此关键时刻，不料收编的部分民团突然叛变，他们打开城门，让敌人拥入城内，五军逐街逐屋，与敌激烈巷战，血战9小时，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五军将士3000余人壮烈牺牲。
董振堂，1922年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是1931年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之一，刘伯坚代表中央军委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成立命令，董振堂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他指挥的五军团在中央红军反五次“围剿”中、在长征中、在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转战中，英勇奋斗，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军团后与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成为五军，董仍任军长。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他一面积极完成作战任务，一面站在朱老总一边，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和斗争，引起张国焘对他的不满。张派黄超担任军团政委，调走董振堂培养的老部下和兵力，架空董振堂。此次高台惨烈战斗，鏖战数日，五军在孤立无援的高台城，面对数万弹药充足的敌军，若不突围，只有死路一条。董振堂正准备突围时，黄超派人来信(董原有电台，已被黄超带去临泽)云：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关键，总部命令一定要坚守。董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号召“誓与高台共存亡！”战至敌军突破城门，董振堂带两个警卫员、一个司号长，从城墙上跳下，左腿负伤，半跪在地上，双手拿双枪，轮番射击敌人，最后子弹打完，壮烈牺牲。噩耗传来，西路军全军上下极为悲愤。
1945年，延安在“七大”闭幕后，曾举行了革命烈士事迹展览，展出许多烈士的遗物和照片，我看到其中有一张照片，董振堂、杨克明、×××三位人头放在一条长凳上，情形极为残忍。1981年我在高台烈士陵园，又看到这张残忍而难忘的照片，不由得凄然泪下。
高台失守，临泽突围后，西路军还有11000余人。中央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东进。于是徐向前又率部踏上东进征途。马家军集结7万重兵堵截，李先念率三十军抓住战机，全歼马家军装备精良的宪兵团，击溃其手枪团，缴获1200余枪支及大批战马、子弹等军用物资。但敌调兵堵截，难于东进，只好退至倪家营子，与7万余马家军展开了历时40天的大血战，先后击退敌军十次进攻，毙伤敌近万余人，西路军也遭受重大伤亡，全部兵力已不足万人。这样坚持下去，胜利的希望十分渺茫，危险甚大。主力部队遂突出倪家营子，又遭堵截，徐向前主张向祁连山转移，陈昌浩反对徐所谓“右倾逃跑”，又决定连夜回师，继续固守倪家营子。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以对党和部队高度负责的精神，号召部队作最困难准备，想尽一切办法搜集粮食和用水，众志成城，战胜困难，在绝境中求胜利。西路军的指战员们，不分男女壮幼，不分轻伤重伤，人人都是威武不屈的战士，他们用生命、理想迸发出全部力量，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反复血战，日夜厮杀。又在倪家营子激战七昼夜，毙伤敌2500余人，自身也伤亡惨重，损伤极大。
待援无望，再次突围，急速转移到临泽以南的三道流沟地区，又被大批追敌包围分割。激战五天后，部队杀出重围，至祁连山入口处的梨园堡，又展开了一次大血战。敌骑兵跟踪而来，我九军为掩护三十军，争夺山头，和敌骑肉搏。1981年我到肃南县，当地干部陪我进入祁连山后告诉我，西路军进山后，在东牛山、西牛山两个山上有很多红军女战士英勇作战，惨死在这一带。九军剩余两个团千余人大部拼光，军政委和师政委等壮烈牺牲。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极为惨烈。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大部分同指挥部失去联系，各自为战，最后退至石窝山(现名红石窝)，陈昌浩召开了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现有残部，分三个支队就地打游击，王树声率约五连步骑人员；张荣率彩号、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率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千余人；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等8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统一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