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令鹏

    姚鄂梅的中篇小说《你们》(原载《人民文学》2011年第4期)中的到底是底层的一个人，还是一个人的底层，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我更愿意以故事的眼光去打量这篇小说，而不是以功利的眼光。高锐对“我”预设圈套，达到个人目的，只能说明高锐是城市化背景下价值观扭曲、不务正业、误入歧途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在生存困境中运用非道德的生存方式，获取他认为应该而且可以得到的东西。虽然他出于感恩，为了帮助“我”，在“我”与大柳的职业竞争中设下圈套，但这不能抹去高锐低俗、卑劣的形象。当然，也有人辩解说社会精英阶层壁垒森严，固若金汤，以高锐为代表的底层出于无奈，被迫选择不正当手段，获取底层的利益。其实，这些争论意义不大，因为一旦在诠释中强化“底层”，特别是诠释者需要的那个“底层”，那么，作为政治概念的底层就要沦为过度诠释的潘多拉魔盒。

    《你们》叙述的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种公平的真相，并通过这种真相揭示了一种社会危机的存在。作为小说的《你们》，公平与不公平的相对关系俯拾皆是。总的说来，小说通过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阐发了三种不同范畴的公平：一是不公平的社会借助某种外力达到的公平。十二年前，高锐在为公司送票时被人偷走票款，为了生存，苦苦哀求同乡大柳借给他五百多块钱以赔偿而被拒绝，形成严重的心理阴影，导致他对大柳的报复；通过对问题儿童吴小周的控制，间接利用大柳，层层设局，为自己的女儿谋取实验小学的学位；同时他处心积虑与“我”周旋，骗取“我”的信任，以达成他的阴谋，获取在不公平社会中，既得利益方或者资源享受方无足轻重，而既失利益方或者资源空白方举足轻重的利益或者资源；在高锐“求职”过程中，屡次遭受拒绝，求职无门，“我”却只要稍微使劲，找点社会关系，就能满足他的愿望；吴小周的就学的问题，大柳也是动用了一点点关系，作了一丁点交易，就达了高锐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前面所讲的这种外力，就是高锐的“非道德”行为。这种“非道德”行为，在高锐那里成了阳谋。他说：“这是他的命，当年他拒绝帮我，到了我女儿这一辈，他还得补上，他无法逃脱他的命运。”可见，在高锐的价值观里，没有真正的公平与公正，因为，仇恨的种子也经深深地在他心中发芽生根了。

    二是诸多不公平相互制衡与牵制形成的公平。大柳曾对高锐的漠视与高锐对大柳的报复，直至大柳郁郁寡欢，患上肝病；“我”与大柳职业竞争中，大柳身背黑锅，自然淘汰，“我”自然胜出，心如所愿；吴小周被高锐利用，事实上却进了他想都不敢想的实验小学；“我”生活条件好，社会地位高，却与爱人两地分居，电话交流也官腔十足，异常沉闷，“我”工作生活单调，缺乏心灵的倚靠；“我”和大柳想帮助弱者，施以善念，却无不风声鹤唳，如履薄冰；高锐的老婆在零乱的菜市场上挥汗如雨，他却游离在高级会所与另外的女人谈情说爱；高锐放长线钓大鱼，处心积虑地为他人高下圈套，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在城市中立足脚跟，获取一点点温暖，铤而走险……总之，这些现象看似不公平，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又显得十分公平，看似公平，却蕴含着不公平的因素，得失很难用一元标准来评判。
 

    三是精神世界的公平即假设的公平。不难看出，“我”在高锐的重重包围下，感情暧昧，精神出轨；“我”与爱人的夫妻关系，并不与物质生活成正比；与大柳无话不谈，深厚的友谊却在“不进则退”残酷的职业竞争中灰飞烟灭；“我”对高锐的怜悯或者原谅等等，天平两端的法码相当，总是显现出平衡的迹象。再如高锐，看似周旋在“我”、大柳、吴小周、家庭间，如鱼得水，甚至直到最后，“我”还看见他在游泳池边挽着另一位女人，显然，高锐的付出获得应有的回报。但作为读者，我们无不为之倒吸一口冷气，仿佛高锐无时不刻在走钢丝，下面是万丈深渊等着他。这种公平与不公平其实非常脆弱，危机四伏。现实生活不比理想世界轻松，如果把高锐这个人放置于现实生活，那么，他那种“付出”会是一种怎么样的结果？因此，“我”和高锐内心世界的公平与不公平，只是一种假设的公平，理想的公平，像个五颜六色的泡泡，经不过现实的考验。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