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博文:“不比贵国湖南、安徽两省所出人物。”

李鸿章:“湖南如贵国萨斯马，最尚武功；长门犹安徽，然不能比，所逊多矣。”

伊藤博文:“此次败在中国，非安徽也。”

这又是一段匪夷所思的对话。伊藤博文奉承中国的“湖南帮”、“安徽帮”，李鸿章又说人才所出，安徽不如长门。最后还是伊藤博文安慰李鸿章，甲午战争日本胜出，但是“安徽帮”不需要为全中国的失败担罪名，淮军将领们是在代表中国作战。中日两国宰相，固然是拿着各自的“地望”来开玩笑，轻松谈判气氛。但是，地方的帮派势力确实是中日两国政治格局中的真实存在，湘系、淮系，主持着晚清中国的军事和政治，这是很明显的事。

这番谈话表面轻松，拉扯各自的“家乡话”。但是这番说话，实在是切中中国政治要害。中央政权的地方化分割，是清朝政治的一个新问题。“湖南帮”、 “安徽帮”在“太平天国”以后的猛然崛起，导致了清朝政治的极大变数。像很多没落的王朝一样，清朝走过了“康乾盛世”之后，统治基础日渐薄弱。用200 万满人，加上蒙、汉八旗的少数人口，统治着一个庞大帝国，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必须往下层社会寻找新的支持集团。湘、淮军集团，是清朝不能不用，却又不得不防的大势力。

清朝入关时，“八旗”兵、“绿营”军横扫中原，马踏江南。占领中国后，他们是军政合一的统治阶层。“八旗子弟”在清中叶开始腐朽，被太平军一冲而垮。这时候，曾国藩、李鸿章领湖南、安徽地方民兵性质的“团练”，揭竿而起，死缠烂打，最终力挽狂澜，攻占“天京”，成为能够救清朝于不亡的主力军。战后，湘、淮军没有解散，全编制地转为清朝的正规军，分派到各省担任防务。在随后的“洋务运动”中，湘淮军用洋枪、洋炮、洋舰、洋操武装起来，直到甲午年间被打败。此后，又收拾败军，编练成伍，号称“新军”。1864年到1911年，清朝剿灭了太平天国后，就是靠着湘淮军，赖以维持了最后的不算短的四十几年。

从“无湘(淮)不成军”的现实看，剿灭“太平天国”以后，清王朝的依靠力量已经从满人八旗贵族阶层，全面转移到汉人地方士绅群体。大量汉族官员充作封疆大吏，更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功臣”进入中央决策层。军事上更是不得已地将防务大权向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淮军拱手相让。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孤儿寡母”，几乎全是靠宫内外的一大群汉族官员士绅维持。问政于汉人，这固然是扩大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但也是清朝满族人最放心不下的一个心病。乾隆以后已经渐渐消弭的满汉矛盾，在光绪年间又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潜滋暗长起来。满朝文武，除了大群的江南读书人之外，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湖南、安徽将军。北方的满族将军们，对南方的“洋务”一窍不通，颟顸懵懂。有些守在东三省看管清朝龙兴之地的满洲将军，居然不知道南方在同治年曾经被汉人颠覆，这些人怎能依靠。现在，最高阶层的满族统治者需要担心，汉族大员们会不会有朝一日合起劲来推翻满清，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一点并非多虑。如果湖南人的“湘军”，加上安徽人的“淮军”，已经占据了江南各项税赋，再联络朝内外的官员，齐心协力，并且敢于放胆一搏的话，清朝就完了。

改朝换代，汉族人当皇帝，这个话题，湘、淮军大营里也不是没有议论过。《清代野史》记载“彭玉麟有革命思想”。当时曾国藩手下悍将，衡阳彭玉麟攻克安徽，大江南北都在湘军麾下。他列队江边，迎接曾大帅沿江东下。船未靠岸，就差仆人递上一封无头无尾的密信，内只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据说当时曾国藩说的是:“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撕碎了，团起来，吞咽了下肚。湖南人劝曾国藩当皇帝，不止一人。湖南文人王闿运撰写《湘军志》，得罪湘军，当初他和湘军统领曾国藩谊兼师友。一日在大营中，两人隔案对谈，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自己当皇帝。据传曾国藩当时顾左右而言他，而帐中人事后在曾国藩积尘的案桌上，发现用手指写满了“妄”字。曾国藩大约真的是不敢称帝，但他的手下和身边，有这种声音，终究传到了北京。1864年以后的西太后，确实有理由害怕在那群粗朴冲动的湖南人中，或者另一群因为军功而虚骄起来的安徽人中，新出一个洪秀全。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