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的短篇小说《作曲家和他的鹦鹉》(《人民文学》2011年第1期)是一个布局非常讲究的作品。苏普莉娅同拍摄组去泰国前，将一只鹦鹉留给作曲家范林照管。范林直觉这只鹦鹉曾经属于另外一个男人。范林为歌剧谱曲，鹦鹉慢慢地进入他的创作生活。然而，当他交了一半稿子得到稿酬带鹦鹉去海边旅行时，鹦鹉意外落水，范林奋不顾身地搭救鹦鹉。这事在报纸上一度轰动，但范林想在电话中讲给苏普莉娅听时她的声音相当冷淡。经过抢救的鹦鹉回家后不久就死了，这让范林非常沮丧和悲伤，他谱写的乐曲的下半章凝重哀伤，与上半部分轻快流畅的节奏截然不同。他的学生怕他孤单，带给他另一只鹦鹉，他对之相当冷落，并打开窗户试图让它飞走。当他慢慢对这只鹦鹉产生感情的时候，这只鹦鹉却在问候他之后飞走了。在相当短的篇幅里面，范林同时面对三种情感的纠结，一是与在场的鹦鹉；二是与不在场的恋人苏普莉娅及这只鹦鹉未曾谋面的主人；三是与歌剧主角阿炳的情感碰撞。三种悲剧的合力促成了作曲家找到谱写歌剧的情感基调。哈金的创作专注于人生的“失败”和“等待”，在这个短篇中，我们依然感受到情感宿命的错位。记得去年东君有篇《白猫》，多次被转载，固然将主体的情感投射在“白猫”身上，但比起哈金的“鹦鹉”似乎“稍逊风骚”。

　　田耳的长篇《夏天糖》(《钟山》(2011年第1期)从结构来说略嫌松散，大量网聊、博客内容的插入的必要性值得质疑，文尾“东莞签约作品”泄漏了体制对文学钳制的秘密。这不是田耳一个人的问题。

　　田耳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呈现乡土的苦难。他的获奖作品《一个人张灯结彩》里头他写到哑巴，在《夏天糖》中他写到傻子。以傻子的视角来呈现世界已经不稀奇，比如《喧哗与骚动》、《尘埃落定》、《秦腔》等都是，但是，一个傻子与一个家庭的情感与命运的深切联系被叙述得并不够深入。

　　小说分两条主线进行：叙事以“我”的视野来展现，“我”是一个在佴城和莞城穿梭的人。莞城这个沿海城市和佴城这个内地城镇形成鲜明的对比。“我”的来回穿梭一是由于父母的离婚，二是由于自己的结婚，这一离一结都颇具有戏剧性。“父亲”是传统知识分子假清高的缩影；“母亲”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她的胆识与腰包的壮大速度成正比，她杀鸡取卵、不顾一切的个人发展模式颇具隐喻色彩。

　　主人公江标是通过“我”的叙述呈现的，他的人生原点是铃兰，她幼小时候身上发出的温润的气味环绕着江标的人生，甚至没有放过他的新婚之夜。这让我想起德国著名的小说和电影《香水》，残暴与纯洁构成了悖论，一位杀害少女制造香水的魔王成了最无辜的天使，让整个世界神魂颠倒；一个出生于鲍鱼之肆的要被母亲遗弃的孤儿却成了闻香的天才，他为这个气味世界而来，那难于捉摸的若有若无的气味升华为事物的精魂，成为短暂此生的绝对命令。这是典型的西方式的想象，是虚无对实有的挣脱，是永恒对限制的反抗。

　　田耳的想象是东方式的。“我”和江标在车上相逢，车奠定了我们最初的缘分，还将铃兰带进了叙述世界。铃兰与江标的相遇更是与开车密不可分，司机的身份使他抱开躺在马路中央的小女孩具有了合法性，并给他此后的人生埋下了劫难的伏笔，他的几次被抓都与铃兰有内在关系。他弟弟吼阿的劫难由搭便车开始。车在文本中既是交通工具，又是作案工具，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叙事空间。江标向往的生活在别处，他载着铃兰无目的地在故乡的大地上漫游，回到铃兰的故乡，他重返当初的情境并加大油门。当铃兰的鲜血在车轮下飞溅之时，江标看到的却是生命绿色的汁液。这是最永久的保存，铃兰在他的记忆里永恒，定格成温润而缠绕的水草。（申霞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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