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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一天，中南海。毛泽东召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高级知识分子商议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郑重地召集高级知识分子商议事情，几乎都预示着有重大国事。解放初期的国旗问题，国徽问题，国歌问题，莫不如此。

　　而这一次，商议的是一个词--院士。

　　走进中南海的郭沫若等科学家，有许多都是原国民党政府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科学院是否也要有一个院士制，是否在这座科学金字塔的塔尖上也点缀上一颗“院士”的明珠，以负起领导整个中国的科学学术之责，对此，毛泽东拿不定主意。

　　科学界议论纷纷，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们，有相当多的科学家希望恢复院士制。

　　没有资料表明，在毛泽东召集的这次特殊会议上，有什么纷争的场面。但郭沫若先生一定慎重地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中南海，在毛泽东的身边，所有的科学家都认为“院士”这个词不能用，起码暂时不能用。那么，想个新词吧，要和“院士”一词具有同样的量级。

　　起了好多个名称，毛泽东听了，连连摇头。最后他把目光扫向了郭沫若。

　　“沫若兄，”他过去这样称呼郭老，现在还是一样，“你有什么见解？”

　　“要我看，”郭沫若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是否可以叫‘翰林'?”

　　毛泽东的眼中流露出惊讶，但突然间，爆发出一阵大笑。

　　毛泽东知道，郭沫若先生提出以“翰林”代“院士”,有他特定的含义在，那就是，我们可以让“翰林”这个词，经过赋予新的内容而推陈出新。但毛泽东觉得，它太旧了，已经是一具陈尸，没有任何一种起死回生的药能使它复活。

　　后来，毛泽东说过：“历代的翰林、状元都没有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和翰林。就是当了进士和翰林，都是不成功的。”

　　因此，算啦，翰林，这个词，我们不用。再想一个。

　　所有的科学家都为难了。翰林，不能用；院士，不想用：想出来的词，又要与院士有同样的量级。难乎哉！

　　但还是要想。而且，要想出能与院士有同等量级的词，先要知道院士是什么。

　　2

　　1666年，经过了多少年的变革，法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批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此后，英国皇家学院，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纷纷使用“院士”这一称谓，来命名自己国家最杰出的科学家。这是学术界给科学家的最高荣誉称号。

　　在中国，院士和院士制的最终形成，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风雨雨。

　　中国最早的院士诞生于1948年。比西方院士的诞生，迟到282年。

　　这不仅是一个院士词组的迟到，它是现代教育和现代科学在中国的迟到。

　　院士与翰林最本质的区别是：翰林为知识分子升官而产生，院士为科学发展而助动：翰林是中国科举制的归宿，院士是现代科学体制的硕果；翰林是在封建制度下滞后于科学的传统教育中孵化出来的，院士必须由永远站立在世界潮头的现代教育科学所孕育。

　　有一个现象：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是先有院士而后有科学院，科学院必须以院士为学术领导和其基本的成员。而在中国，1928年便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但其中却只有研究机构，实行院士制是在整整20年后的1948年。

　　这种科学院与院士的倒置不是偶然的。没有现代化的教育，培养不出现代化的学子；没有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学子，从事不了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没有现代科学研究，便没有产生现代科研团体的基础；没有现代科学团体的存在，就产生不了科学家；没有大量存在的科学家，从何产生科学家中的精英--科学院士？

　　而这条路--这条能够产生出中国院士的道路，中国人走了好长好长。

　　1862年，大清朝创办同文馆，5年后设天文算学课，由西方传教士授课，又过5年，方才有了一份“八年课程表”.

　　1866年，马尾造船厂附设一个西式工业技术学校--福建船政学堂，为中国官办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学堂。此后，民间“新学堂”在中国兴起。

　　1880年，开天津水师学堂，为中国第一所军事学校。

　　1882年，同文馆校长，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访西方，收集西方教育资料，于1883年出版《西学考略》，为中国第一部现代教育专着。

　　1887年，算学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

　　1896年，撤消“四书五经”课程。

　　1898年，光绪皇帝下令“废科举”,当年失败，科举制恢复。

　　1901年，慈禧下诏变法，开经济特科，为八股取士之补充。8月废八股取士。

　　同年9月，诏令各省设立学堂，为大兴现代教育之始。

　　同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同年，张百熙拟定《钦定学堂章程》，为中国第一个法定的、公布的、完备的学校章程，从蒙学（幼儿教育）、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大学堂直至大学院（相当研究生院），都有了法定的规定，史称“壬寅学制”.

　　1905年，彻底废除科举制。

　　这张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生产清单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中国的学生，今后再上学，已经有了学习“新学”的体制，而废除科举，又堵死了文行旧轨--从知识阶层（士子）向政治领域（官僚）进军的唯一途径。只有在这样的“新学体制”下，才会逐渐产生新的学人和新型的现代科学家。

　　但要生产出院士，这样的教育还差得很远。首先，虽然有大学的制度，可现代大学的师资在哪里？而没有现代大学教育，又怎能教育出现代科学家？名师才能出高徒。先得有中国自己的名师。

　　中国第一代留学热，就在这时汹涌起来。此前也有过留学生，但文行旧轨（科举）未除，留学学成了又有什么用。

　　首先是东洋留学潮。1900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有100人左右，到1906年，达到了1500名。

　　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科学制度起了最大推动力的是潮涌西洋的“庚款留学”.

　　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中国，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其战争赔款项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每个中国人要拿出一两银子，赔偿侵略者的战争损失。其时，中国有4亿5千万人，就要拿出4亿5千万两白银。规定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达9亿8千万两！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