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密”究竟是不是周恩来的个人发明？长久以来，人们是依据“豪密”的名称来判断其发明者的。其实，这一推断并不严密，以周恩来的代号命名并不意味着一定是周恩来的个人发明。理由起码有六：
一是李强与张沈川最早参与中共中央无线电通讯的筹建，但他俩的回忆录中从未提起周恩来设计过密码。相反，张沈川证明当时是他创建了与香港台通报的密码：“当时我们用的两种密码都是我自己编造的。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更换的；另一种是用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使用的。”（张沈川：《地下无线电波》，《通信兵回忆史料》第一册，第9页）张沈川的回忆可信度较高，因为与香港台通报的密码被港英当局掌握正好证明当时所用并非“豪密”.二是1930年3月与10月分别从苏联回沪的主要技术骨干涂作潮与毛齐华的回忆录中也都没有提及关于密码的研制。三是前述回忆“豪密”者均是后来的使用人，又无提供任何具体的事实依据，很可能只是口口相传。四是“豪密”在香港台破坏后三个月不仅研制成功竟然还未经试用就直接用于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间的通讯，如此仓促草率完全不合周恩来的谨慎作风。五是周恩来组织多批人马在苏联学习无线电技术，却从不涉及无线电技术之魂的密码编制，似乎对自己届时就能发明无人可以破译的密码胸有成竹。这种现象完全不合逻辑，更不合周恩来一贯的周密作风，除非早已知道无线电通信建立后密码不是问题。确实，有了大批的无线电技术人才，共产国际提供成熟的通信密码应该易如反掌水到渠成。六是1930年共产国际已经在上海建立了大功率电台，上海中央台就是通过该台与苏联建立联络。因此，共产国际即使为了自身的安全，也必须为中央台解决密码这一无线电通信的核心技术。
由此可见，“豪密”的及时出现，不能排除是周恩来把苏联无线电通信的经验与技术中国化的可能，因此，以周恩来的代号来命名也顺理成章理所当然，但是否是周恩来发明的，并不能完全确定。
周恩来对红军“空军”的贡献是传奇性的。如果说“豪密”是铜墙铁壁的“伍豪之盾”,那么对国民党军从上到下无线电通讯的成功破译无疑是真正无坚不摧的“伍豪之剑”.红军的“空军”有了如此神奇的“盾”与“剑”,而执掌者又是精于情报运用的毛泽东，那么在地面单向透明的有形战场上红军由弱转强横扫对手显然只是时间问题了。（作者分别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讲师、教授）
阅读延伸
国民党调查科如何制作使用无线电密码
中国最先得益于无线电短波技术的是当时中统的前身、陈立夫主管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
当时国内所用的电报都用明码。明码本是由上海的商务印书馆统一印行出版的，共计约一万字。调查组当然不能用明码通讯，于是改动了明码的数字，作为自编密码。后又决定重修商务印书馆的密码系统。他们删去冷僻字，重新对文字排序，并把常用字加粗以便于寻找。这样调查组就自创了密码，与商务印书馆的密码本断绝了关系。
为了更好地保守机密，陈立夫规定把密码本全部存放在机要科，但陈立夫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一些密码本。因此，旁人就难以掌握密码本的变动。
陈立夫还规定了密码本使用的默契法。就是让联络对象拿了密码本后，只有他自己知道哪一天该用哪本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