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8年，张之洞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这篇关于智慧与美德的训词，招来了文人们的一片啧啧赞叹之声，即使在有限的欧洲读者中，也引发了不小的惊奇感。在收到此书后由官方批复的答谢辞中，皇帝循着惯例发表了看法：“作者在科学与艺术上用词精当，心中知识的广博亦昭然可鉴。我们对于此书的看法是，无论是谁读完此书，都会觉得获益匪浅。”但是，事实上，这部《劝学篇》只是清晰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清国文人们漫无边际的傲慢无知，他们不过是带着偏见并从空洞的陈词滥调堆砌起来的干秕中吸取养分的一群人。

　　张之洞急躁、鲁莽的另一个表现，是他对于天朝大小事情，存在着一种顽固、教条式的信念。1904年，这一点曾引起了欧洲人的注意（请参阅3月7日的法令），那时，他对于赫德爵士在征收地税上的改革建议做了一番批评，满腹轻蔑之意自笔端倾泻而出。

　　如果以欧洲的标准去衡量一个真正具有创新意识的思想家、管理者或是政治家的话，张之洞其实丝毫不值一提。作为人格的标志，他所能诉诸欧洲人的，则是一个诚实者和他一心塑造的“文圣”一类的形象。但对于他的国人来说，在家长制的传统里孕育、成长起来的他，是一朵在古代人文和扞卫陈旧信条的努力中培植出来的姣美花朵。

　　①本文载于1909年10月6日的《泰晤士报》，是《泰晤士报》对张之洞所做的“盖棺定论”.本文对报道原文有删减。

　　②笳臣（Alexander Michie,1833-1902），晚清时代英商怡和洋行总理，作家。曾创办《中国时报》，这是当时在中国较有影响的一家报纸，分中英文两版。

　　方激 编译 《帝国的回忆--《泰晤士报》晚清改革观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