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茅盾文学奖最年轻得主、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莅临南国书香节琶洲会展中心，开展了题为“走进阿来，走进《瞻对》”的演讲和图书签售活动。在活动中，阿来以自己的创作思想为引子，向读者介绍了《瞻对》展现的川西藏族风情和当地文化，带领读者进行了一场“康巴文化之旅”.

    谈起创作思想，阿来引用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谈到的小说艺术的三个空间：游戏的空间、道德的空间、历史的空间。他表示：“我不喜欢我的人生悲情。我不同意为了一部好的作品而累死的行为，相反的，我觉得应该要采取一种’游戏‘的态度。”同时，他认为文学不应该止于道德的探讨，而应该创造“大的人类历史空间”,超越道德，观照社会的各种景观。阿来指出，“一部文学作品能对推进一个地区、民族和文化的进步做出贡献，才达到了最高尺度”.

    在将川西藏族的历史和生活置入书写的同时，阿来十分注重文学语言和艺术技巧的探索。此次，阿来还为南国书香节带来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最新结集出版的《阿来中短篇小说集》（含《奔马似的白色群山》《少年诗篇》《行刑人尔依》三本小说集）。随后，阿来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独家专访。

 谈小说   《少年诗篇》是我的“精神自传”

    南方日报：这三本中短篇小说是怎样的创作过程？

    阿来：短篇小说的创作是在长篇小说以前，《尘埃落定》是我在1994年写的，但我之前也写了十年，开始是在写诗，还至少有七八年是在写小说。我觉得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结构上、语言上都比长篇小说要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当今文学界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长篇小说水平不高，大家一上手就是长篇，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每个人都写过大量的中短篇小说。

    所以，要保持对语言、对形式的高度敏感还是要不断回到短篇小说的写作，长篇小说容易让你把兴趣转到作品的主题上，缺少对细节、语言、结构的推敲。其实每一部作品对我而言都很重要，哪怕我写一千字，我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但有一个问题是，消费市场里，人们主要还是消费长篇小说，文学圈里才看短篇小说。

    南方日报：在《少年诗篇》里，你好像回到了童年的状态？

    阿来：不光是童年，因为我想所有人的乡村生活经验，包括市井、城市生活经验都有这样的一些因素。今天我们的媒体习惯把乡村、留守儿童描写得没有希望，但你说如果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一点点主观感受到的诗意，他们是怎么活的？这里面就有我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的回忆。几乎可以说，《少年诗篇》是我“精神自传”的一部分。

    南方日报：你提到昆德拉的文学的三个空间，以此作为标准，中国文学是什么样的？

    阿来：中国当代文学在道德书写这一块很强。但是我们对上一个空间和下一个空间的书写就不那么重视，比如我们对历史的书写有些像裁判，而对书写的艺术性又相对缺乏重视。艺术性就是昆德拉所说的游戏性，两个词这样摆就舒服，那样摆就不舒服。说到历史空间，我们相对缺乏历史的思想力和感受力，容易屈从于多数人的潮流，形成简单的思维。

谈生活    我的“田野考察”是寻找真相

    南方日报：你的小说中既有童真也有成熟的特点，这是什么原因？

    阿来：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充分开掘了生活。比如，一个作家得从美学出发才能看到这种东西，当然现在我们老在谈“社会进化论”,我们来不及从更基本的层面去感受生活。我们经常讲文学的超越性，其实就是在超越这些东西。生活中有很多是没法简单传达的，而文学就是要传达这种复杂的感受。相比之下，别的学科就必须“一、二、三、四”地说清楚，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

    南方日报：有人认为《尘埃落定》是你作品的高峰，之后的作品都与之有关。《尘埃落定》和后来作品是什么样的关系？

    阿来：今天在谈论文学时，我们很少从文学本身去看。你所说的“高峰”,就是指它获得过比较重要的奖。我后来的《空山》也获得过华语文学传媒奖，但大家好像不是很记得。大家可能觉得官方奖更重要。《空山》是现实主义的，《尘埃落定》是浪漫主义的，风格上是不同的。如果有谁看出《瞻对》和《尘埃落定》相似，那是可笑的。我之所以从《尘埃落定》那种具有浪漫色彩的书写转向后来《瞻对》的历史非虚构写作，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我拿到的材料适合写什么就写成什么。这是自然发生的。

    南方日报：你曾说，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三分之一读书、三分之一旅游、三分之一写作”,而且走过了青海、甘肃等多个省份地区。这种行走对你的写作有一种刺激作用？

    阿来：三分之一读书、三分之一旅游，用现在的话叫“田野考察”,用古人的话叫“行万里路”.我最初的小说就是关于行走，我的小说很多都是在行走当中写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靠旅途中的偶然事件去刺激写作。我的写作不靠偶然事情。如果一个文学家想靠偶然、奇遇来写作，那是不靠谱的。我不认为我是去寻找奇遇，我是去寻找真相。所谓的真相，就是我在书里写出来的东西。

谈文学    文学创作应该反对跟风

    南方日报：新的茅盾文学奖刚刚揭晓，你也曾经获得过茅盾文学奖，你怎么看待这个奖项？

    阿来：茅盾文学奖一路过来，受到消费主义、评选程序等因素的影响。我们能够看到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在不断调试，不断走向公正。如今这么多文学奖项，为什么茅盾文学奖能够屹立不倒？为什么得奖后市场上立马就有反应？一本书增加十万、二十万销量是没问题的。所以，它是有权威性的。本届茅盾文学奖选出来的5部长篇，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都是质量过硬的作品。

    南方日报：《尘埃落定》后，你有没有考虑过再度冲击奖项？

    阿来：没有考虑过。我在写《尘埃落定》时，也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谈文学成功的时候，因为市场经济，我们常谈作品得奖没有，再说作品赚钱没有，但对作品本身的考虑是很少的。我要是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话，主要的精力还是要放在作品本身，谈论评奖是没有意义的。

    南方日报：有一种现象，大家对某个地域的文化越来越关注，却认识不深刻，原因是什么？

    阿来：社会上有些人缺乏思考，流行什么就追什么，因为太多人已经习惯了流行。就像穿衣服，我们会等到流行发布会之后再去买衣服，不然我们担心会“出流”.其实不止物质消费方面，文化领域也一样。我们总在制造流行。而且现在的人有一种趋势，就是怕跟不上时尚。很多时候的情况是，越是这样，我们越难以在文化上站稳脚跟。文学恰恰反对跟风、反对流行，而是要不断探索新的语言形式、故事风格。

    南方日报：你的作品描写川西藏文化，对当地是否也会产生影响？

    阿来：文化是潜移默化的。文学作品能增进藏族人民对自己文化的反思和认同，我认为我的小说的主要作用就在于此。其实每个民族的文化都面临这样问题：怎么样从原来的文化走出来，趋向于现代、开放，和世界对话，然后再实现自身现代化。虽然这个过程会很缓慢，但这个过程已经开始。面对困境、克服困境，才能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