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是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一周年。《法制晚报》记者为此专访了参加行政诉讼的官员以及审理案件的法官，他们谈及最近一年的“民告官”案件，都有颇多感慨，其中最集中的，就是认为出庭应诉案件，实际上是与老百姓良好沟通的方式。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了解对方的思路、立场。显然，这种认识，是新的行政诉讼法达到的最佳效果。

    中国自古就有“民告官”,但直至现在，依旧有很多人认为，“民告官”是以下告上、以弱告强，以一己之力来反对既定的行政决策。老百姓、公众舆论有这种认识，个别官员也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即便当了被告，官员们依旧有居高临下的感觉，不愿意应诉，不愿意解释，不愿意与芸芸众生平等相待。这种传统的倨傲，造成了“告官不见官”、“见官走过场”,造成了解决问题效率低下，也造成了沟通不畅，上下产生隔阂。

    实际上，这还是一种落后的理念，带有“父母官”的认识，不承认在法律面前，不存在什么“子民”,官员与百姓、政府机关与百姓，都是平等的。

    新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这看似只是一个强制性的要求，但实际上，却促使了行政机关产生一系列的制度。

    例如西城区就对政府部门如何出庭应诉做了详尽规定，哪个部门、哪个级别的干部来应诉，都有细则。如不出庭，将影响到干部考核。这样做的效果，首先就是让干部们养成出庭的习惯，养成尊重法律、尊重当事人的作风。本质上，就是将原来不合理的“高姿态”降下来。

    “姿态”降下来，有助于换位思考，想想为什么一些想法、做法会伤害对方的利益，老百姓的诉求以及政府的作为，哪些是合理的，哪些不尽合理或欠缺考虑。这样一来，官司的剑拔弩张，就可能变成观点的互相交换，一些工作的初衷，可以得到重新审视，看似不可化解的矛盾，就有可能找到双方的利益共同点。这说明行政诉讼，带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过去总有人认为，政府机构让老百姓告了，是种丢面子的事，如果败诉，面子丢得就更大。当此类行政诉讼成为常态，官员出庭应诉成为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官员们的执政理念，就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他们会意识到，政府是一个为公众服务的机构，做的所有事情，都该从公众的利益出发。

    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实际上就是勤务员、服务员，就要以平等的态度，与公众取得共识。决策的过程与理由，有必要向公众说明白，如果以前没有说清楚、说透彻，在法庭上讲一讲，则是很有必要的。这就是政府职能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就是上情下达，就是构筑和谐。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顺义区、门头沟区、通州区、西城区、丰台区、房山区、密云县、延庆县的区长、副区长、副县长等行政机关负责人，都主动坐在了法院的被告席上，平谷区行政首长出庭持续多年占比超60%.虽然占去了不少精力，但换来的是政府机关对自己行为的反思，是法律意识的加强，是更积极更有效率的工作。例如，2015年，西城区主动公开信息10712条，同比增长75%.

    树立政府形象，让公众信任政府，是需要铺垫的，现在新的行政诉讼法就是在做这种铺垫。可能在执行初期，存在着案件数量上升的状况，但只要持之以恒有所改变，逐步把公开透明的工作做在前面，那么今后许多纠纷就会不存在，案件的数量就可能减少。

    很多官员都认为法律是对政府工作的“倒逼”,其实这更是一种督促，督促政府官员们放下架子，放弃旧有的意识，学会与公众平等相处--本质上，这正是整个社会意识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