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临的敦煌壁画 

1941年5月的河西古道，一辆大轱辘牛车在旷野中蠕动前行，牛车的主人就是当时已享誉国内外的大画家张大千，他从四川出发西行前往敦煌。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敦煌的张大千，感到非常震惊，敦煌莫高窟壁画水平之高，数量之大让人叹为观止，然而，罕见的艺术宝库，长期以来无人保护，备受破坏，令他痛心不已。艺术家的良知，促使张大千改变了短期停留，只是观赏和临摹壁画的目的，决心对数百个洞窟进行编号、登记、清理。艰难的工作历时了夏、秋、冬三季，张大千先用铅笔画出石窟分布草图，为石窟临时编号，然后和14岁的儿子心智提着马灯对数百个洞窟进行详细的观察和记录。400个洞窟登记完毕，进行正式编号时已是严酷的冬日，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莫高窟有了从南到北、由底层而上层的科学、系统的“张氏编号”。目前，公认的莫高窟编号共有6种，它们是伯希和编号、敦煌县官厅编号、高良佐编号、张大干编号、史岩编号、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其中以P为标志的伯希和编号，以c为标志的张大千编号，以A为标志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影响最大。张大千编号呈“之”字形，共309号，比以前各家编号更为规范、全面，并有初步的断代分期。

1941年底，张大千从青海请来5位藏族喇嘛，与同期到达敦煌的谢稚柳、刘力上、尚建初等人，一起开始了一场历时两年、耗费数万银元的临摹敦煌壁画工程。面对辉煌无比的不世丹青，张大干、谢稚柳等激动万分，灵魂颤动。逾两年，张大千终于破壁，结束了历时近三年的敦煌之旅。他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举办了“临摹敦煌壁画展览”，轰动了全国。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连续展出时，徐悲鸿、黄君壁、柳亚子、叶圣陶、沈尹默、胡适之、傅斯年、陈寅恪、向达等文学艺术界名流和于右任、陈诚、孙科等政界要人纷纷观展，一时人潮涌动。沈尹默赠诗大干：“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髯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陈寅恪赞道：  “大干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往研究的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能于吾民族艺术上开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著名历史学家的数语之评价将张大千敦煌面壁的价值揭示了出来，张大干此行使国人从此认识了敦煌艺术，也使自己的艺术创作发生了突变和提升，敦煌艺术使他的作品不仅征服了国人，而且风靡欧美大陆，他本人也被国际学术机构公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从而成为与毕加索齐名的世界级大师。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敦煌文物的大规模保护也有张大千的建议之功。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期间，恰逢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来敦煌视察。张大千向于右任建议，“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兼保护、维修和研究功能，从根本上把莫高窟管理起来。否则我张大干一走，牧羊人又会把羊群赶进洞子里过夜了。”鸣沙山下，两位大胡子终于酝酿出了成立敦煌艺术研究院的构想。后经于右任的四处奔走、呼号，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从此，由国家正式保护、研究敦煌艺术的历史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