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1964），名伯循，字诱人，后改名右任，晚年自称太平老人。陕西泾阳人，后迁居三原，25岁时中举。他是我国近代着名诗人、书法家、国民党元老。早年因倡言革命，被清廷密旨拿办，间关逃脱，亡命上海，嗣赴日本，  自此得识并追随孙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创立民国。及至军阀割据，乃返回陕西总领靖国军与之对抗。失败后，又赴上海、广州等地参加南方革命，终于与北伐军会师中原。后来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1949年1 1月至台湾，从此再未回到大陆。于右任在民国初年曾创办过多种报纸，倡言革命，并协助马相伯先生创办复旦大学，对于中国近代文化与教育贡献颇大。他是诗人，又是书法家。其诗词继承《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的优良传统，笔力雄健，激情奔放，爱国忧民；其书法笔走龙蛇，汲取汉魏晋唐诸家之长，融章草、今草、狂草于一体，风格独具，自成一家，被誉为“当代草圣”.

　　于右任先生与甘肃渊源颇深。他虽然是陕西人，但他的母亲却是甘肃静宁人。他常说：“陕西是我的父亲，甘肃是我的母亲。”于先生成年以后曾多次至甘肃，或取道他行，或考察，或巡视。均对甘肃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绕道陇南

　　1918年8月，于右任从上海回到陕西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靖国军与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大战于凤翔、武功和岐山之间，但马嵬坡一役彻底失败。杨虎城退人北山，陕西靖国军的历史白此结束。

　　这一年的五月底六月初，于右任决定离开陕西去广州找孙中山先生。因情况复杂，于右任一行只能绕道陇南人川，再乘江轮东下赴沪。这样，于右任使在甘肃的灵台、崇信、清水、天水、徽县等地留下了自己的行迹。在刘风翰编着的《于右任年谱》中，曾有这样的记述：“六月，先生入甘肃境灵台、崇信，再南向经  渭水上游逾秦岭（当为陇山）经清水至天水，沿途所见多珍奇植物。先生素喜研究植物，觅乡人作导，备问草木名实，与所携植物园籍比索学名，分别门类，采集标本。皆有诗篇以记其事。先生在天水稍作勾留，再南行经徽县，复经陕境……到达重庆。刘湘、杨森等留居匝月，乃乘轮东下，转赴上海。”另外，在《天水县志》等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而于老当时留的许多诗篇，也是这次行程的最好纪录。《灵台道中》、《崇信道中》、《度陇杂诗》、《竹林寺》、 《陇头吟》、《秦岭》、《清水县麻鞋歌》、《清水早发》、 《徽县早发闻耕者叹息声》……既体现了诗人对当地风物和百姓疾苦的关怀，又如实记载了行程。

　　四进兰州

　　1941年2月，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来到兰州，除观看市容外，还游览了五泉山，紧接着便去河西、敦煌参观。10月底返回兰州，又到兴隆山游览，谒成吉思汗灵柩，观看了西征戈矛遗物，并赋小令云：“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这首小令既写历史，又写现实，充分表达了于老爱国忧民的情怀，一时间遍传大江南北。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于老宴请毛泽东。席间二人漫谈诗文时，于老曾赞毛泽东《沁园春·咏雪》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激励后进。毛主席笑而答曰：“何若‘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之深也。”说的就是于老这首小令。

　　1946年6月和9月，于右任往返新疆时，都曾在兰州下榻。特别是9月的一次，不仅给兰州的 新闻记者讲过话，还游览了兰州市容，品尝了地方风味小吃，如马保子牛肉面、高三酱肉、高担酿皮子及兰州特产软儿梨。此外他还搜购了地方士人的名书、名画、碑帖。

　　于老是着名书法家，所到之处慕名求字者自然络绎不绝。在兰期间，他欣然为求其墨宝者日夜挥毫。于老为人平实，毫无架子，任何求字的人他都不拒绝，一时间兰州宣纸价格暴涨，兰州为之纸贵。时至今日，不少兰州人和河西人手中也珍藏着于老的墨宝。

　　敦煌之旅

　　1941年的那次甘肃之行，对于老来说，最重要的是去了一趟敦煌。10月5日中秋节那天，于老来到了敦煌。当时国画大师张大千正在莫高窟临摹壁画，两位美髯公便日日结伴逐洞观看壁画。于右任目睹了千年精美艺术，在欣赏惊叹之余，对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伯希和、华尔纳、鄂登堡等大量盗窃敦煌艺术珍品及遭到大量破坏的壁画深感愤慨和痛惜。为了保护这一珍贵的艺术遗产，于右任设想成立一所敦煌艺术研究院。12月14日返回重庆后，他即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议。这份建议书发表在当时重庆出版的《文史杂志》二卷四期上。于老在建议书中恳切地指出：“似此东方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灭。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为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学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这个建议经过讨论，交当时的教育部办理。1944年2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由常书鸿任所长。一批有志于保护、开发祖国艺术宝库的专业人员才毅然从鱼米之乡或天府之国，集结于鸣沙山下，在条件十分艰苦的环境里展开了临摹、记录、测量、考证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