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性消费也是导致票价虚高的缘由。8000元“天价秦腔”、万元的“天价昆曲”，还有过万的歌剧票价，都属于炫耀性消费的产物。一些观众为了“尊贵感”，乐意接受高而不实的票价，以显示身份，于是，演出商就投其所好，专门设立“天价票”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当然，这种票在演出市场中只是少数。

　　票价除了虚高外，确实还有不得不高的另一面。

　　吴嘉童认为，票价过高缘于演出成本过高，场租、宣传费用、演出人员的酬劳、住宿和旅费，现在都在上涨。比方说，邀请一家普通乐团至少要花40万元。假如卖出去1000张票，成本平摊在每张门票上，一张约400元。在音乐厅上演一场交响音乐会，票价最低一般是80元，最高是800多元，平均价格正好是400元。加上演出商的利润，500元左右的票价就自然成为平均票价。吴嘉童说，他谈到的成本还只是普通演出中的低成本，如果是名团，或是有名人上场，成本就会翻几番，推广宣传费也随之上升，花个上百万元广告宣传费是常事。

　　赠票多无形中也推高了票价，北展演艺文化有限公司演出总监张力刚表示，整场演出一般要卖出60%的票才能收回成本，还要留10%—20%的赠票，最后剩下的票属于收益，这样自然就提高了票价。

　　市场热 不成熟

　　院团定位不明影响市场发展，税收偏高阻碍企业热情

　　演出市场已经发展多年，但总也不够成熟。院团定位不明，在吴嘉童看来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他认为，很多院团是靠国家补贴或者干脆由国家养起来的，这样的院团就应该是低票价。“否则，既靠拨款又卖高价票，那究竟属于什么定位呢？”

　　据介绍，在德国，科隆歌剧院每年从政府获得5000万欧元拨款，巴伐利亚歌剧院获得的拨款还要多，大约有7000万欧元到2亿欧元左右，这些拨款保证了歌剧院的正常运营，所以他们每场演出的平均票价仅30到40欧元，这在德国人的平均收入中只占1%。“有政府的扶持和完全按市场运作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演出，必须严格区分。”吴嘉童说。

　　剧院其实也有诸多难言之隐。“2000平方米的剧场，按照写字楼的租赁标准，每天出租费是5元/平方米，加上水电费和人员费用，大约是15000元/天。但实际上，目前我们租给演出团体的场租只有6000元/天，等于赔了3/5。我们为社会文化服务作了贡献，却没有享受税费上的优惠或者补贴。” 北京先锋话剧剧场经理傅维伯算了这样一笔账。很多演出公司经理也都认为，国内大多数文化演出场所并未被列入公共文化设施，不仅要缴纳房产税，还要按照商业和娱乐业的标准缴纳5%至20%的营业税，这一部分成本理所当然也被分摊到票价之中。

　　偏重的税收也让文化企业“提不起精神”。上海城市娱乐有限公司总裁孙明章说，从2009年起，演艺企业的演出人员费用和场租支出不能抵扣，导致演出成本增长。他建议将文化演艺与夜总会等娱乐行业区分，划入现代服务业，实行差额征税，以扶植文化行业。另外，他说，对于从事文化演艺进出口的文化企业，出境时要加非贸征税，这也是文化企业的另一重税，致使“走出去”的企业利润受限，影响了“走出去”的热情。

　　孙明章认为，由于知识产权体系不健全，舞台演出的无形资产评估体系和方法至今没有出台，让多数舞台作品的增值评价不能体现，这也导致社会投资更为关注影视等行业，轻视舞台生产的价值。

　　获得赞助，是许多演艺公司和院团的夙愿。为了吸引更多的赞助，对赞助者减免税收，令所有手续都规范便捷，使赞助和被赞助都获益，也成了演艺行业对政府的希望。但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演出市场的健康发展，涉及税务、外汇等多部门，需要配合协调才能成功，不能仅仅依赖文化部门。”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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