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这个充满喧嚣和诱惑的物质时代，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或者黄昏里，或者夜深后，或者临睡前，或者旅途中，无论开怀、欣喜、失意、孤独、忧伤、疲倦时，读一读小说。如果有，那将是小说和作家之幸；如果读的人很多，则无疑是小说和作家之大幸。当然，那些只想将小说写给自己看的作家除外。

    客观地说，当下中国小说面临的现实处境并不乐观。譬如，曾经以先锋小说风靡于当代文坛的作家马原，就早已“金盆洗手”不写了，其理由是：小说死了。他的这一判断虽因带有个人主观性而未免过于悲观，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小说在这个时代的生存境遇。一方面，从事小说写作的人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激情越写越多；另一方面，耐着性子阅读小说的人却越来越少。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尴尬局面，与整个社会大环境固然关系密切，诸如拜金主义的盛行、传播媒介的多样化等等，这可视为其中的客观因素。不过，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源自作家本身的主观因素。与少数作家的精神坚守相比，更多作家容易受到外在环境和出版市场的影响，内心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和浮躁，从而导致写作耐心的极度缺乏。在他们笔下，小说写作不再是平庸与难度的角力，不再重视灵魂的救赎和思想的启蒙，仅仅只与畅销和印数有关。相应地，他们如果聚在一起，谈论的话题也不是小说的优劣，而是版税的多寡、炒作手段的高低及其他各种八卦新闻旧事。此即造成今天作家和读者相互不满意的深层原因。

    我不反对作家为了兴趣甚至生存而写作，我反对的是，作家以写作的名义堕落为金钱和名利的奴隶。进而言之，一个真正有抱负的小说家，应以写出好的小说为归旨。对读者来说，则以读到好的小说为快事。只是，作为一个读者，我在有限的阅读体验中，充分感觉到好小说踏破铁鞋无觅处，而味同嚼蜡、粗制滥造乃至令人气急败坏的小说比比皆是。那么，真正的好小说应该是怎样的呢？换句话说，什么样的小说才算得上好小说呢？《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认为“小说应该是个野孩子——不是小学里当上课代表、随时准备打小报告的孩子，也不是长大了西装革履的成功人士，是吸溜着鼻涕，有小兽一样的眼睛，上房揭瓦爬树掏鸟，恶作剧的、有纯真的善和纯真的恶的孩子，他身上有一种‘摩罗诗力’，通灵，通着另外某种幽暗的、光影闪烁难以言表的意义。”透过李敬泽的形象比喻，不难看出他所看重的好小说的品格，那就是“通灵”。而在批评家李建军看来，“一个好的小说家，善良，有同情心，绝不对人物的痛苦无动于衷；他亲切，不拿架子，什么时候都把人物与读者都当作自己的朋友；他把小说当作小说，当作必须写人、讲故事的一种文学样式，当作与读者沟通的一种交流方式，因此，便努力把故事讲得有趣、可信，把人物写得生动、可爱。”李建军的这段话并不长，却包含了好小说的多种品格：诚恳的、有趣的、可信的、生动的、可爱的，等等。总之，无论是李敬泽，还是李建军，尽管对好小说提出的评判标准因为角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其根本指向却无疑有着相似性。即，好小说是作家和读者的共同追求。

    在本文中，我想通过对作家薛忆沩小说的粗略解读，来进一步探讨好小说与什么有关。
 二

    生活在“别处”。这是作家薛忆沩当下的生存状态，也可视为他的精神向度及其小说旨归。这么多年来，他以个人的文学视角和叙事经验，描摹着“别处”的风景与生活，体认着“别处”的境遇和困惑。最终，他的生命与他的写作互为实证，他的精神也在“别处”得以涅槃。与文坛的众声喧哗相比，他的自甘寂寞无异于一种特立独行：倾心于写作却超然于名利得失；钟情于小说却游离于文学中心。他对文学一如既往的兀自坚守、对小说始终如一的苦心孤诣，充分昭示了他丰富而又辽阔的内心，由此照见的，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喧嚣与平庸。

    作为“人”的薛忆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总是满怀善意地打量这个世界。在他眼中，生活有着太多的不尽如人意，但他少有抱怨与愤懑。与此同时，作为小说家的薛忆伪，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总是心存苛求地对待自己的写作，他希望每一个词语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晶，每一部小说都是尽善尽美的产物。他显然不是以量取胜的作家，他看重的是质，恰如他的那句口头禅：要么不做，要么做好。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实在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等待。迄今为止，薛忆沩问世的作品就数量而言并不算多，两部长篇：《遗弃》、《一个影子的告别》；两部小说集：《流动的房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仅此而已。较之于著作等身者，薛忆沩显然写得很慢。但在我看来，薛忆沩的慢却凸显出一种耐心。“在我们这个以加速度前进的全球化时代，耐心已经成了人类生活和写作中的稀有品质。”（谢有顺语）而从薛忆沩的小说作品来看，他的耐心，其实就是语言的耐心、叙事的耐心和精神的耐心。正是借着耐心的打磨，他的小说才能在慢中散发出精美的质地。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