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加里王宫（庄园）。

　　上个世纪中叶布达拉宫的“雪厦”城廓

　　《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编辑委员会负责人马丽华和季垣垣女士，长期热心于西藏文献整理工作。她们约我参加了《西藏纪游》一书的标点、注释工作， 在反复释读和标点过程中，一幅幅200 多年前西藏社会的“风俗画”逐渐在我的脑海中形成。

　　《西藏纪游》的写成与清军抗击廓尔喀侵略有关。西藏西南的廓尔喀，为大清藩属，乾隆后期力量渐强，骚扰后藏。1791 年（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又寻衅并与后藏的少数喇嘛相勾结，发动了对后藏的侵略，劫掠了札什伦布寺。乾隆皇帝震怒，派遣了阵容强大的军队前往西藏抗击侵略、平定内乱。以福康安为大将军，海兰察和惠龄为参赞大臣率军入藏。清朝廷在福康安大军入藏前已派出朝廷官员孙文靖入蜀，“总督四川，办理军务”负责四川方面包括粮食在内的进藏军用物资的运输。

　　《西藏纪游》作者周霭联为孙文靖的随行官员。他将沿途见闻作了记录，于1804 年（嘉庆六年）整理出《西藏纪游》四卷。该书内容丰富，记录了乾隆后期西藏和今甘孜地区藏族的社会和文化。涉及经济、生活、宗教以及西藏与周边民族的贸易与文化交流。特别在“山川、风俗、草木虫鱼之异，耳目所及，辄笔之得百余条，藏之箧笥（ 小竹箱）”,也一定程度的记录了清朝中央抵御廓尔喀入侵者和整顿藏政的业绩，表达了“卫藏之地，久隶版图”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西藏纪游》有两个特点：一是偏重于风俗习惯、逸闻趣事。对军事、政治、历史略有涉及。二是作者喜用诗词对所记事物进行描述、褒贬和评论，从而增加了本书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该书的不足之处：一是系统的归类不够，对同一地方或同一类事物的记述散见于书前后各处。二是存在歧视性的语言，称藏族为“ 番”、“蛮”,并与“华人”“中华”相区分。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使然，不必苛求。

　　当时的稿本何样，已不得而知。笔者在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历史研究所书库见到了《西藏纪游》原版，此书是线装本，一函两册，每册两卷。为1936 年大连墨缘堂发行。据说另有《竺国纪游》出版，实为此书的另一版本。

　　本文仅就其中的部分内容，特别是今天已经变化或消失了的习俗，及其它资料记载不详的内容，略作介绍和评论。也择要与现代风俗作一比较。

　　关于清军物资运输和军站运转的细节描述

关于击退廓尔喀侵藏的十全武功碑。

十全武功碑碑文。

　　内地通往西藏军需物资运输和沿途所设军站情况，在《西藏纪游》中有具体记述，这是笔者所仅见的。

　　福康安征讨廓尔喀，军队以走青藏线为主。而后勤军需物资的运输，则以川藏线为主。之所以选择川藏线，一是可以利用“天府之国”的丰富物资；二是川藏线军站比较固定。作者一行从四川成都出发，经过打箭炉、理塘、巴塘、洛隆宗、昌都、类乌齐、工布（林芝）、墨竹工卡、拉萨，往返于路途一年多。

　　自打箭炉至拉萨，设有军站136处，物资运输靠当地藏民出人出牲畜支乌拉。路途多为马行道，用牛马驮运或人背运，清军付给运费。人背“日行二三十里不等，牛马日行四五十里不等”,途中派兵丁押运。福康安认为这样的速度太慢，不适应战争的需要，与达赖喇嘛商议，从南敦（在巴塘前往昌都的途中）以西至拉萨设54 站，每站增加牛马300 头（匹），随到随换乌拉。规定每日行程期限，除险道外每日运输路程不得少于90 华里。申明赏罚，完成得好的给于奖励，对押运兵丁也是一种考核。从而加快了运输速度。

　　在西藏农奴社会里，地方政府、贵族和寺院的物资运输和官员出行，都是由农奴无偿支乌拉来完成的。从《西藏纪游》的记载看，为朝廷的军事运输所支乌拉则有报酬，这是内地用工制度在西藏的应用，显示出比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进步。

　　《西藏纪游》作者一行在军站食宿，因此有机会了解军站的运转情况。每站都有驻藏兵丁，按规定他们定期值勤轮换。自拉里以西的军站，每名兵丁发粮饷折银四两九钱，以食糌粑和乳酪为主，当地皆可买到。军站兵丁实行定期轮换制，期满后换回内地。少数兵丁从年轻时就在军站服务，直至年老，他们长期与藏民相处，衣食住行、习惯乃至语言和心理素质都与藏民趋同，回内地反而不惯了。故期满不愿离开，甚至有的宁可放弃军队待遇，也愿羁留藏区。有新换岗来的兵丁认识他们的，告之家乡和家人情况，似乎都记不起来了。戍边士兵像这样完全融入藏族社会，甚至与藏族妇女结婚生子，成为藏族家庭的一员，历代屡见不鲜，藏汉民族的友谊和融合正是在点滴事情中完成的。

　　一些军站有妇女支应乌拉，如鹿马塘军站（在今墨竹工卡以东），服役妇女在军站不但背水烧茶和作其他炊事，就是有邮件、军队急件过站，如果“值夜深雪大不识路径，其女即策马代兵驰递”.这一方面说明藏族妇女承担着与男人同样繁重的劳役，也看出她们的艰辛和能干。

　　乾隆后期拉萨的藏历年和正月的宗教活动

　　1791 年（乾隆五十六年），周霭联在拉萨目睹了藏历年和正月里带有宗教色彩的各种活动全过程。在《西藏纪游》中作了生动描述，令读者好似置身其中。

驮运茶叶越冰河。

布达拉宫举行“羌姆”（跳神）。

　　藏历正月初一，布达拉宫要举行迎新年仪式。在位的八世达赖喇嘛设宴邀请，藏汉官员出席。席间，有10 多个儿童跳“斧钺舞”,他们头戴白布圈帽，穿彩色衣服，手执斧钺，足系响铃。旁边有装束与跳舞者相同的10 多名儿童击鼓。舞者相向而立，随鼓声应节而舞。这种迎新年仪式是长期以来的传统，相沿至现代，大同小异。如1937 年的藏历新年，正在拉萨的英国使团成员斯潘塞· 查普曼参加了布达拉宫的新年庆祝活动，在他的纪录里，说庆祝仪式是在有达赖喇嘛法座的大殿里举行的。13名宫廷舞者执小斧上场跳舞兼有杂技表演。除了有斧钺之舞外，还有“抢食物”活动。在达赖喇嘛的法座下方放上许多食品，任宫内仆人“哄抢”,一喇嘛用皮鞭抽打抢食物者，他们则若无其事。在仪式的开始和各节目的间歇，是两个喇嘛的辨经。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设驻藏办事处期间，办事处的官员们每年都要应邀参加新年庆祝活动。李有义教授在他的回忆录中，对1946 年参加布达拉宫的迎新年仪式有描述。除斧钺舞外，对“抢食物”活动记录更为细致。届时将油炸果子和风干的牛、羊腔小山般堆在地上。“哄抢”时只能徒手，人们捧走、抱走了又来，反复如是，直到“抢”完为止。食物多是表现农牧业丰收了。

庄园用“二牛抬杠”的耕作方式种地。

　　藏历一月二日是展示攀缘技巧的“飞绳” 表演。表演者将皮绳一端固定在布达拉宫顶上，另一端顺宫墙下垂，表演者胸前捆一木质护胸板，手足握绳攀缘而上，敏捷如猴。然后又如离弦之箭，顺绳滑下，观者如云，无不惊叹。可见当时西藏在杂技表演方面的水平。表演者都是农奴身份，是服徭役从各处征集来的，如攀绳者就来自后藏。这项表演到20 世纪30 年代还还存在，但不是靠墙上下。据斯潘塞· 查普曼回忆，1937 年藏历年绳技表演的做法是，一根牦牛毛搓的绳子从布达拉宫顶连接到下方的一石柱上，表演者从上滑下来。有一年，因一个表演者从绳子上掉下来摔成了重伤，这一十分危险的表演就用其它杂技代替了。此后这一表演没有再举行。

　　藏历二月十五日，在大昭寺周围支木架数层，做“酥油花”,用彩色糌粑和酥油做成各种人物形象和花朵，与成千上万的酥油灯交相辉映，通宵达旦不灭。人们还以当晚的天气是阴、晴、雨、雪和灯焰的晦暗或明亮，来预言当年庄稼的丰歉。到现代这项活动仍然存在，是传召法会的一部分，称作酥油灯节。当夜幕降临时，酥油灯大放光明，但已不通宵达旦。至于预言庄稼的丰歉，似已经不存在了。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