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屯田的单位称"屯",《唐六典》记载，大者50顷，小者20顷。军屯多在边地，地广人稀，当以50顷为一屯；而郡县屯田隶司农寺，或以20顷至30顷为一屯。屯田有考核标准，即根据土地之良薄，年景之好坏，而定为3等，以收获量的多寡为考核标准。每屯设有屯官、屯副，其人选的条件一是善农事，二是有书判（即处理文书的能力），三是堪理务（即有行政能力）。至于一屯田多少戍卒耕种，史无记载。根据汉代边地屯田每人20亩至40亩不等和《通典》中记载幽州盐屯每屯配50人的数量推算，唐时河西军屯每屯应不少于50人。此外，还有耕牛的配给，主要依据屯田具体地方土质的软硬，耕垦用力多少而定。川泽平原土软处每1.5顷配牛一头，土质坚硬处1.2顷配牛一头。唐代河西屯田与西汉等朝代的屯田目的略有不同。西汉在河西推行屯田主要是使劳力与土地大规模地结合起来，使荒凉的河西变成繁荣的农业生产区域，从而更有效地控制河西地区。
唐代的河西屯田主要目的是满足军粮供应，但客观上却对河西农业开发等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一是屯田为河西农业开发增加了大批劳力。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开宝年间河西甘、凉、肃、瓜、沙四州合计人口为172,086人；另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凉州以及吐谷浑部落等八州府有人口17,212人，加上这部分，河西共有在册人口189,298人。按《通鉴》卷二百一十五胡注，河西各地屯军"兵七万三千人".这样算下来，河西屯军占在编人数的26%.如果再加上民屯劳力，河西屯田为河西农业开发提供了半数左右的劳力，这个比例是相当可观的。二是开垦了大量耕地。据《新唐书·地理志》等史料统计，唐代河西仅军屯就有耕地约合今50万亩左右，民屯的耕地也为数不少，只是史无记载。三是获得较好收成，促进了河西农业的繁荣。早在武周垂拱二年（公元686年）陈子昂途径河西，后来写了《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其中谈到河西屯田的收获说，凉州仓储6万余石，甘州仓储40余万石，亩均1石。这只是"人功不备，犹有荒芜"情况下的产量。所以，陈子昂又讲："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收三十万不为难得。"河西屯田的成效，促进了河西农业经济的繁荣。四是创造了以军养军的成功之路，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河西屯垦为巩固边防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解决了边军的粮秣，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反过来，边防得到巩固，民族关系也随之得到调整，社会得到了安定，从而为河西屯田的发展和河西的全面开发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明代屯田
明王朝为了加强国防，在全国遍设卫所制度，卫所有固定兵额，每卫5600人，每所1120人，全国总计329卫，总兵力170多万。如此庞大的军队，后勤供应就是很大的问题。于是，明朝统治者吸取前代经验，设立了卫所士兵屯田的制度，规定正军三分守城，七分屯垦，卫所与屯田相结合，以屯垦自给。当时，明朝为了加强北部边疆的防务，在长城沿线设置了9个镇，其中河陇地区就占了3个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河陇三镇处于西北边陲，驻军十七八万，由于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供应问题就更大，屯田便显得更加重要。尤其是甘肃镇地处河西，既防御已被赶到北方但不甘心失败的蒙古族势力，又要扼制西域，还要阻隔蒙古与吐蕃的联系，地理位置和军队的作用十分重要，所以明王朝对河西的屯田非常重视。据《河西志》记载，明朝初年，朝廷大量从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向河西移民屯垦。凡来者，"每人授田五十亩，又给牛只，籽种，教以种植方法。嘉靖年间，挑选头等精壮屯丁二万五千多名，分驻各地堡屯垦，每大堡设屯长一人，屯副一人，小堡只设屯长一人，平日冬操夏耕，有事则战，无事则耕。"
由于实行屯田制度，使当地荒田得到了大量的开垦，使边地原来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过渡到以农业为主，同时，军民收获有所增多，这样又减少了军需运输之劳，减轻了人民的劳役和赋税负担。到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凉州、西宁、永昌、肃州、庄浪卫所的正军已做到了自给有余。由于边防的加强和巩固，又使内地移民与边疆各族能在经济上取长补短，生活上互相影响，安定了边疆并且使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
古代的屯田传统，在新中国又被边疆省区的生产建设兵团所继承和发扬光大，至今还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河西移民与山西大槐树
河西地区的许多居民中，很早就流传着一个关于自己先祖是从山西大槐树迁来的故事。据《高台县志·大槐树移民考》一文记载："本县许多人都说自己的老家在山西大槐树。据文献资料及实地考察，山西移民，历史上确有其事。"
元朝末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明初，华北大平原上荒草遍野，老百姓流离失所，大部分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社会发展缓慢。明王朝认识到，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任其发展下去，对刚刚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十分不利。当时的山西是蒙古贵族名将察罕帖木儿及其义子扩廓帖木儿（俗称王保保）的根据地，他们凭借山河之险，幸免战乱，社会还比较安定。正因为如此，山西生民繁衍日盛，加之大量难民流向山西，那里已是人满为患，究竟怎么办呢？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八月，朝廷的户部郎中刘九皋说话了："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明太祖对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两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向陇右、河西移民也大抵在这个时期。由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所以"太祖时徙民最多".明永乐年间，虽有移民，但次数较少。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十一月之后，"移徙者鲜矣"（据《高台县志》）。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民国年间的《洪洞县志》和《增广洪洞县大槐树志》也有记载。明初，从山西移民，凡是出移的各府州县老百姓，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然后再迁徙各地。因而洪洞县移民不只是洪洞一县，而是山西各地都有。洪洞地处晋南，交通十分方便。洪洞县贾村当时有一古刹广济寺，寺旁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树冠如巨伞。明王朝在广济寺设局驻员，负责登记、迁散移民事宜。当时移民，还有很大强迫性--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我们的老窝。"当地的老百姓举家迁移时，扶老携幼的生民哭声震天，其声令人不堪卒听，其状惨不忍睹。有的人遭到押送酷吏的鞭抽脚踢，有的小孩及其父母更遭到官吏的棍棒呵斥，更有甚者是谁不愿离开故土，就地抄家，逼得全家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当移民们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曾经养育过他们的这块热土的时候，在最后一瞥中寻找家乡最有纪念意义的标识物时，就只有一棵大槐树了。于是，槐树从此就成了山西移民祖祖辈辈互相传递的"接力棒",一代一代相传。至今，已经有五六百年。
现在，洪洞县人民政府在原先的广济寺旧址上建了"大槐树公园",园内竖一石碑，上书"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