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何真宗《纪念碑》的出现，就显得格外具有典型意义。打工诗人已经形成一个群体，佳作频出，谢湘南、卢卫平等打工诗人也早已进入主流文学，成为主流文学期刊年选的常客。在打工诗人群体中，何真宗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勇夺鲲鹏奖诗歌一等奖，主要还是这部作品更集中而突出地呈现了打工诗歌更本色的东西，隐含了诗人深深的道义担当，这是怎么圆熟的诗歌技巧也无法取代的。以何真宗为代表的第二代打工作家正是在凭良知和责任，创作真正属于打工者自己的作品。

    《纪念碑》一开头“在南方”就存在无限的想象空间。“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南方，一直以“淘金地”遮蔽了千百万打工者的血泪史。频繁的工地事故，低下的社会地位，廉价的劳动力，困窘的生活，沉重的负担，“这是我的打工亲兄弟呀”，一句亲兄弟，拨动读者心灵的琴弦，拉近了作者与读者，读者与打工者的距离。“这就是我的打工兄弟／常常用自己的梦／装饰别人的梦／别人的梦／恰好成了他的纪念碑”。全诗深深嵌入了打工者的生存状态，其诗意的冲突不是走向无足轻重的寓意，而是将诗意的语言建立在打工者苦难与尊严的精神烛照之上，既描写了苦难人生，也表现了人间温暖，用世俗的关怀体现对底层打工者的个体生命的呵护与申诉，用社会启蒙的呼唤为底层打工者争取社会生存的应有地盘。“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纪念碑》所自然流露的朴素的底层关怀成为全诗磁场吸引力所在。

    诗人们常说时代抛弃了诗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一心埋头创造财富的人们，在心灵深处把诗歌挤到了窄小的空间。但更多人说是诗歌抛弃了时代，无病呻吟，故作艰深晦涩，为赋新词强说愁，把诗歌当作语言的游戏直接导致诗歌精神支柱的坍塌。读何真宗为底层民工创作的诗歌，我们似乎看到了诗歌新的希望。时代并没有抛弃诗歌，诗歌还在秉承千年传统的文学精神，关注民生，担当社会良知。读何真宗的诗歌，除了内质上的人文光芒之外，还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第一，“我手写我口”，以打工者的身份进入打工世界，描摹底层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何真宗从四川农村出来，曾到深圳、东莞等处流浪打工，丰富的打工阅历建立了他对打工者的深厚情感。在作品的第二辑《生存：一群四处游走的力量》中，脚手架的建筑工，流水线的生产工，货运码头的搬运工……从一座城市游向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工地走到另一个工地，作者形象地选择了底层打工者的不同生活侧面，用沉痛的文字申诉他们最卑微的心声。“这群四处游走的力量呵／承担了城市里所有的／脏活、累活、苦活、危险活／这群四处游走的力量呵／吃最廉价的饭穿最廉价的衣／用最廉价的商品／这群四处游走的力量呵／一个个坚如磐石的硬汉子／却经不起城里人的一点关心和问候／就会满足得泪流满面”(《民工，一群四处游走的力量》)，打工者的生活已切切实实化为他的生命体验，呈现出作者与打工者血肉相连、对打工者疾苦感同身受的真挚情感。

    第二，在直面反映打工者的真实境况中，体现出来的社会良知。文学是社会的良知，现在学术界、舆论界言必称“生态”问题，其实，生态问题不仅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的精神生态。何真宗的打工诗歌，揭示的正是城市最底层打工者精神生态的失衡危机。打工者走出了乡村，却走不进城市。“遥远的乡村挂满了／他们的梦／这些没有城市户口的蛙／谁能负载他们的苦痛” (责任编辑：鑫报)